身罹小儿麻痹症，脊椎严重变形，你还能做什么？而他，则创办了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做出版工作，如果只想作家手里有没有畅销书，就太小看这个工作的意义与作用了。”

　　郝明义的《工作DNA》自1998年在台湾出版后，被誉为“风靡华人圈的工作圣经”，此次海南版为内地首次引进。

　　近日，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郝明义的《工作DNA》一书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作为华语出版圈中著名的出版人，郝明义自幼身患小儿麻痹症，其后脊椎变形，身体的残疾使他在事业追求上，在工作中比他人付出了更多的精力。那么，这几十年来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轮椅上的出版家。

　　■人物名片

　　郝明义

　　1956年出生于韩国；1988年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1997年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现任大块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网络与书”发行人。郝明义在台湾出版界建立了许多里程碑：引进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作品；建立台湾本土漫画与绘本的发表园地，蔡志忠、朱德庸、麦仁杰、幾米等阵容均为一时之选；他策划的“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在台湾首先打破出版《资本论》之禁忌……2005年《中国图书商报》选出“风雨十年，见证中国书业人物”，郝明义是台湾入选的两人之一。

　　发现脊椎变形，人生观随之改变

　　1989年的时候，在一个场合，认识了一位长辈。他匆匆跟我谈了几句话之后，就跟我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的脊椎。”当时我从没有觉得自己的脊椎有什么问题，觉得这个建议来得很突兀。但是，也就因为很突兀，我想也好，就去看看吧。于是照了X光片。

　　这一看，吓了我一大跳，发现脊椎变形扭曲得极为厉害。

　　医生说那是小儿麻痹的后遗症，我年纪已经那么大，不可能治疗，最多只能避免它进一步扭曲变形，所以建议我的工作不要长期坐着给脊椎压迫，应该不时趴着休息一下，因而才有要我辞掉当时的工作之议。

　　我的事业正在起步，当时的压力也真大，所以是不是真要辞职回家做些兼顾休养的工作？我有点不知所措，就买了一张机票，没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听旅行社的安排，一个人去了夏威夷一个小岛，呆了一个星期。

　　我要为了多活一些时间，而回到家里做些静态的工作？

　　还是要尽情继续现有的工作，最后脊椎随时可能突然承受不住压力而崩溃？思索一个星期之后，我选择了后者。这就是我在《工作DNA》书中所说，“与其为了多活几年而设限生命，当然不如把生命浓缩于尽情的冲刺。”所以，脊椎的事，到我三十多岁以前，从没有给我什么痛苦和影响。突如其来地，三十三岁那年发现了这件事，倒是给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朋友开公司

　　我大学读的是台大的国际贸易。毕业后找工作，人家看我的履历后就马上叫我去面试。看到我撑个拐杖后，就又马上说没有缺。所以为了找工作而很伤脑筋，这时候有一个和我同样是韩国华侨的背景，本来就有份亲人的感情的一个女孩子，我们青梅竹马，当时她已经有了婚嫁的对象，但男朋友因为是侨生而先回了侨居地，她在等对方来接她结婚的等待期间，也需要有一个暂时的工作。

　　于是我自己找工作的问题，加上想帮她解决一个问题，就成了刺激我干脆寻求创业的原动力，东拼西凑地找了点钱和关系，和另两个朋友开了一间贸易公司，做杂货出口。这样的公司，当然做不久。三个月就倒了。拉了一屁股债，我无路可走，跑起单帮，结果血本无归，债上加债。有人建议我留在韩国的侨校当个老师谋生。我为了断绝这种念头，干脆把在韩国的居留权给抛弃、注销，又身无分文地回了台湾。

　　朋友帮我找了一间屋子住，每天在屋子里就看太阳从东边起，西边落，不知该做些什么。我们的房东是个女的，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她有一天告诉我，当时常去她们杂志社串门子的一家出版社老板在找翻译的人，问我要不要试试。我去试，就当起他们的特约翻译，算是开始踏进出版业。

　　三个玩命工作的阶段

　　说起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疯狂工作的。可以分几个阶段来看。三十二三岁之前，是第一个阶段。之后到四十，第二个。

　　四十到五十，第三个。

　　第一个阶段，我在前后三家出版社及杂志社，一路从特约翻译，逐渐做到编辑、编辑主任、主编、总编辑。这段时间整个说来是个养成期。对怎么工作这件事，只能说是被一种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加上渴望体会自己成长的感觉所驱动。《工作DNA》里说我得到为一个有五十年历史的杂志改版的机会，所以有长达两个月时间每天只睡二个小时，就是这时候的事。

　　第二个阶段，是我有机会在32岁就当了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然后我又发现了自己脊椎问题之后的事。一方面时报出版公司是个规模很大，资源丰富的企业，当时台湾的出版业又正好位于一个要国际化的转型阶段，说起来是里里外外都可以做很多事的一个时期。这样加上我又正好把人生观定为全力冲刺，不留任何退路，那八年左右的时间我就横冲直撞。时报出版公司原先一年新书出版量是一百种左右，在我任上，最多出到六百种。我很享受看着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不断从国外引进各种作家，在本土介绍许多新的作家。当时的忙碌，就是夜夜很晚回家，结果闹了一个笑话。有次，我白天在路上和我妻子不期而遇，为她换了个发型大感惊讶。那是因为每天回家时她和小孩都在睡觉，早上她们出门了，我还没起床，所以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她的发型变了。一个人忙到这种地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在这个阶段当了很差劲的丈夫与父亲，不免要结束第一次婚姻。

　　40岁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是我离开时报，自己创立大块文化。这十年很特别的是，我总是同时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公司或单位需要照顾。譬如，1997年到1999年那三年，我就同时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工作。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是早上九点去商务上班。晚上六七点下班后，到大块去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幸好这种工作的情况只持续了一年半。然后我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也有了第二次婚姻。我不想重蹈覆辙，因此之后虽然也都很忙，但起码我维持了两个原则：一，晚上不在外应酬。二，周末一定陪家人。这十年里，我虽然也很注意公司的成长，但有一点和过去是不同的。我学会了等待。会等待了之后，不论在别人眼里你是如何忙碌，你自己是很清楚那种节奏有什么不同的。

　　去年我50岁。我又遭遇到人生里一些大事。所以人生观又有很大的调整。这就是《工作DNA》里提的“微型人生”观。我除了工作之外，很有意识地投入更多时间在和家人的相处上。应该说，不只是相处，更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现在你问我，我会说，心爱的人，和心爱的工作，是必须同时存在，同时要照顾得好的。

　　引进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

　　80年代后半段之前，台湾的出版业一直没跟国际接上轨。外文翻译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没法取得授权。台湾还根本没有版权代理公司，去国外也没有门路。

　　1988年我担任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如何跟国际接轨。我想起过去认识的一位日本讲谈社的朋友，所以就去东京找她。她帮我介绍了日本的ttle-Mori、JapanUNI、JFC等单位，所以，我都透过这些日本版权代理公司，取得外文书的授权。因为人家算是帮忙，只是顺手帮你谈谈版权，因此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有一次，我们要出一本书，但是国外的授权一直没有确认。而台湾当时大部分出版社还没有取得授权的观念与习惯，所以我知道另外有一家出版社根本不谈授权，也在准备马上就出这本书。业务部同仁说，我们不能落后，干脆不要等授权了，反正大家都这么做，没有授权也出吧，抢先机比较重要。

　　我因为要走国际化的路子，不想走回头路，就坚持等授权。结果，那本没授权的出版社版本，也可以说是盗版版本吧，就比我们早了两个星期上市，成了大畅销书。而我们的版本，终于等到了授权的确认，可也晚了两个星期，结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版本，在商业上算是吃了一个大亏。

　　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收获。这样坚持不走回头路之后，我主持的时报出版公司算是台湾地区最早和国际版权市场接轨的公司。以后人家也比较乐意和你打交道。另外，台湾当时有人想做版权代理，但不知门路。他们看了我们出版的书的版权页上有注明日本那些版权代理公司的标志后，就按图索骥，去找日本人谈合作在台湾地区成立一个台湾的版权代理公司。“大苹果”就是这样出来的，而“博达”也在其后成立。

　　1989年，我代表台湾出版人到法兰克福书展去设台湾馆，之后台湾就逐步全面和国际接轨了。引进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村上春树，都是我在这个国际化过程中做的事。

　　事实上，对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而言，过去不是没有他们著作的版本，但都是没经授权的版本，而我是透过直接、间接的谈判，正式取得他们作品的合法授权。

　　先感动自己的《相约星期二》

　　我做出版，一向最不重视的就是畅销书。我一向坚持只做我感兴趣的书，然后把它做出与众不同的感受。

　　我相信，只要我这样一路坚持，书本身就会给我回报，会带给我足以让我生存下去的收入及利润。畅销书，则是偶尔会出现的神奇奖励。正因为是神奇的奖励，我认为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从不用如何“打造”畅销书的说法。

　　我是在1997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读到《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的。当时我白天还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工作，那天傍晚时分进入大块文化的办公室。第二天，我要前往韩国，其中有一件事是去见一位中学时期对我影响很深远的老师。那天晚上我是去收拾一下办公桌，看到同事留下一本Tuesdayswith Morrie的英文书，要我尽速评估。于是我躺在沙发上，读起那本书，读到很晚。

　　在次日即将回去和我自己久违的老师重逢的情绪中，我的泪水不可控制地一路流下。我想起自己在落魄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段再也不敢奢望有脸重见师长的日子，想起在绝望的时刻也曾经在一栋八楼的天井边缘徘徊过。

　　《相约星期二》后来一路销了七十万册，的确是一本畅销书。但是我出版这本书的动机，其实是基于一个学生的感动，而不是什么打造畅销书的眼光来出版的。

　　我们出版的许多所谓的“畅销书”，都有一个类似的原则。

　　与蔡志忠交厚

　　朱德庸和幾米的作品，是我最早引进内地的。但蔡志忠的作品不是我最早引进的。我1989年第一次来北京。那时候，蔡志忠的作品已经在三联出版了。

　　我和作家们来往，基本上没有把彼此作者/出版者的关系看得那么重。我更看重的，其实就是彼此朋友的关系。所以与其说我找到一位作者，不如说是找到一位朋友。我自己亲手接触的作者，一向是这个立场。

　　蔡志忠就是我将近20年的交往中，这样一位朋友，并且越随着时间过去，越有意思的一位朋友。我对这位朋友要感谢的事情很多。譬如，十年前当我刚离开时报出版公司的时候，他是最早打电话来致意的朋友之一。

　　蔡志忠是个很有个性与原则的人，譬如，他的作品，就一向只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版，当时就是时报。我知道他的原则，所以从没有想过要跟他争取什么书来出版。但是，让我极为意外也惊讶的是，在我离开时报后，他主动表示愿意给我一本书来出版。由蔡志忠来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特别有体会。所以，他也是大块成立时候的站台作家。前一阵子，我们办十周年活动，我再请他来参加，感受特别不一样。

　　近八年来，他让自己投入物理的研究中。直到去年底，他都处于一种自我禁闭的状态。我们不时会见面，聊聊天，他也会告诉我他的一些发现。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创作，上千册的笔记都有，但是他完全不急于发表，仍然一直专注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从每次跟他的谈话中固然可以得到许多收获，但更兴味津然的是，我在一旁观察他如何一路持续那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生活与创作哲学。

　　做出版工作，如果只想作家手里有没有畅销书，就太小看这个工作的意义与作用了。我把作家当朋友。朋友是长期的交往，朋友能带给你的东西，就是只有朋友才能带给你。

　　创办大块

　　我离开时报出版公司的时候，那是一个每年出版六百种新书的公司。我做事，不喜欢重复自己做过的事。所以当我想创立一个公司的时候，我就想怎样做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公司。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大块的成立。

　　因此，首先，我在组织管理上，定下了未来这是一个“葡萄串”而不是“葡萄柚”的策略。“葡萄柚”是什么？就是像时报出版这种大公司。出版量很大，部门很多，像是一瓣瓣的果肉，但都包在一个“时报出版”这个皮里面。公司成长越大，一瓣瓣的果肉越多，整个葡萄柚就越大。

　　那“葡萄串”是什么？就是一串葡萄，一颗颗的，都是独立的。葡萄与葡萄之间，有茎在串着。经营的规模越大，葡萄串就越果实累累。葡萄串上的葡萄，有大有小，有比较饱满的，有比较深沉的，但是各有各的生命。

　　大块文化，是这个葡萄串上的第一颗葡萄。所以我重视的不是这个葡萄本身的颗粒有多大，而是它如何做一个示范，同时也扮演串连其他葡萄那个茎的作用。

　　除了这个策略之外，在出版的方法上，我们一直坚持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重复自己的东西。而坚持这些原则，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我在离开时报出版公司的那个月，出版了一本很畅销的《EQ》。所以，当我们要创业的时候，大家很好奇我们会选些什么书来出版，都会揣测我们会出版一些和《EQ》相关的东西。当时的确很多人在撘便车，出了各式各样的EQ，什么《情绪EQ》、《爱情EQ》、《管理EQ》，总共两百种不止吧。但是尽管那时甚至有人给我取了一个“好Q”的绰号，可是我们很自傲的是，大块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Q.《EQ》带起了一个风潮，但是我绝不重复我做过的事情。

　　口述：郝明义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郝明义职场妙论

　　鸟、骆驼和鲸鱼的故事

　　工作的人，按资历的深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阶段：进入社会不久的新鲜人、中层干部与高层主管。

　　在这三个阶段工作的人，可以比拟为三种动物。

　　刚进入社会不久的新鲜人，像是一只鸟———刚刚孵化，开始学习飞翔的小鸟。

　　小鸟面对广阔的天地，好处是机会无穷，无限的空间任其展翅。但是小鸟也要明确自己到底要如何成长。

　　小鸟的优势，就是还没有被环境、习惯、条件所局限或制约，因此各种新奇的尝试与可能，都在双翼之下。你可以选择成为家鸟，驻足别人屋檐下；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林鸟，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你还可以选择成为候鸟，随季节的变化而周游各地。

　　但是，也要小心。太多新奇的选择，会让你眼花缭乱。或者，你选择成为一种与你的体力与本质都不适合的鸟。或者，你不停地变换自己生存的方式，最后忘了自己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或者，你选择方便的离人群很近的觅食方式，结果成为别人弹弓下的猎物。

　　工作了一段时间，成为公司或组织里的中坚干部之后，你成了一只骆驼。

　　这段时间，你大致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累积了足够的经验与能力，因此你的公司、你的上司愿意信任你，或者使用你，一再把沉重的工作负担交付下来，让你承担。生活中，你大致已经成了家，或者已经为人父、为人母，有你的家庭责任要尽。这时候的骆驼，已经不像小鸟那样可以任意飞翔，甚至，即使有变动的机会出现，你也已经不敢轻易尝试。

　　骆驼只能在茫茫的沙漠中行走。上司，像是沙漠中头顶的烈日；属下，像是脚下滚烫的沙子。两相煎熬，你只能忍辱负重地行走，默默地行走。

　　骆驼的优势，在于平稳，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你职位上的工作，大多已经驾轻就熟。不但熟，还是全公司里最熟的———新进的属下，没有你了解；比你资深的上司，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工作太久，没有你记得清楚———你是一个可以被依赖的中坚干部。

　　骆驼的风险，也在于平稳，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漫漫黄沙，一望无际。你被托付了重任，所以一切都理所应当。甚至，加在你身上的重担太多，以至于连你的身影也淹没了。你不但是一只骆驼，还是一只被遗忘的骆驼。偶尔，在夜里匐地休息的时候，你望着天边的流星，会许个愿，希望摆脱这个宿命。

　　骆驼羡慕的，可能是另一种动物———鲸鱼。

　　有幸从中坚干部更上层楼，成为一个公司或组织的高层决策者、领导者，那就成了一条鲸鱼，一下子，从枯燥无际的沙漠，跃入了广阔自由的大海。

　　长风万里，别人祝贺你；海天无垠，你期许自己。

　　眼界与境界，都大不相同。

　　你解除了压在背上的重担，可以在海洋中恣意快活。

　　然而，进入了海洋，你就要接受海洋的一切。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你的，狂风暴雨的日子也是你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永远前进，没有停歇。你没有上岸休息的权利———上岸的鲸鱼，就搁浅了，是要死亡的。

　　三种动物，各有自己不同的机会与风险，只看你自己怎么看待。

　　（摘自《工作DNA》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