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能忘记银行有多少存款，忘记信用卡密码，甚至忘记同恋人幽会的时间，但有一个数字绝不可能忘记，那就是过了多少个春节即过了多少个年。

　　我小时候更盼过年。盼长一岁、盼好吃的、盼热闹。如今回忆起来，感触最深的，一是吃冻梨，二是磕头。冻梨好像是秋子梨冻的，大的大不过橘子，小的也就如乒乓球，黑黑的圆圆的硬硬的。那时一般人家是买不起香蕉苹果的，冻梨是春节惟一的水果。一定是在

除夕夜半夜吃过饺子后吃。吃之前要放在盆里用冷水泡好大一会儿，把冻梨里面的冰泡出来。泡出来的冰全都均匀地包在梨的表面，光溜溜亮晶晶的。用小铁锤咯嘣一声敲掉或用手咔嚓一声剥去冰壳，里面的梨蛋儿就乖顺地蹦了出来。这么着，一家老小围着一盆冻梨坐在热炕头，耳听外面稀疏的爆竹声，在昏黄的烛光中或在不很亮的电灯泡下吃着冻梨。别看梨的外表又黑又丑，里面却白生生的，真个黑白分明。一咬，酸酸甜甜的梨汁忽一下子涌满口腔，继而刷一下子挤过喉咙凉瓦瓦兵分两路，一路向上直蹿脑门，一路向下顺肠胃冲往脚跟，顿时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淹没在漫无边际的酸酸甜甜的梨汁里。那一刻真是舒坦极了幸福极了，觉得人世间的幸福无非一个冻梨。

　　再说磕头。记得有一年春节是在爷爷奶奶家过的。林姓是那个大屯子里的大家族，我的辈分又最小，见了谁都要磕头。光是太爷辈就有五位，爷爷辈有十二位，叔叔辈简直就数不清了，有的还光着屁股翘着小鸡鸡。磕头有顺序。先给家谱上的老祖宗磕。然后，由爷爷领着挨家磕。受礼的长辈夫妇在炕正中正襟危坐，地正中置一蒲团。进门后我面对长辈跪在蒲团上，口说给大太爷磕头了，磕一个，又说给大太奶磕头了，再磕一个。接着二太爷、二太奶、三太爷、三太奶……再往下是爷爷辈：二爷（我爷爷是老大）、二奶、三爷、三奶……一路磕下去。若非叔叔辈因人太多而免了，磕到日落也磕不完。即使不磕得头破血流，也磕得头晕眼花。实际上我也晕了。磕头是有赏钱的。因为晕了，也不记得赏钱给了没有、给了拿了没有。

　　有时细想，觉得冻梨和磕头的失去在现代中国是颇有象征意味的。磕头意味对先人、长辈以至传统的敬畏，冻梨意味一种简单的幸福。人没了敬畏之心，也就少了发乎内心的虔诚和道德自律；而代之以简单的幸福的，无疑是繁杂的幸福。以年夜饭来说，如今在外面订一桌少则几百多则数千甚至上万元。有多少城里人会在家里煮自己包的饺子吃完后来两个冻梨呢？可我确确实实怀念冻梨，怀念简单的幸福。说实话，近些年来，只有外面汹涌澎湃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提示我春节到了，过年了。没有冻梨，没有磕头，只是又长了一岁。我知道，春节之于我基本成了同昨天与明天没有区别的日子，成了大体寻常的１／３６５。

　　林少华 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