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紧迫汉学家们“天马行空”

http://cul.book.sina.com.cn 2007/03/27 14:51   新京报

  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汉学研究中心

  开幕首日,汉学家顾彬、罗多弼和高利克等作为单元主持人亮相。昨天的议程共进行了五个主题单元,不过好几位汉学家并未紧扣议题,而是自说自话。提问与交流环节也大多显得过于紧迫。

  单元主持人高利克最后说:“以为报告会短一点,最重要的是讨论,最重要的是喝一点咖啡。”

  

议程紧迫汉学家们“天马行空”

  汉学家施寒微和他的中文翻译在听取其他学者的发言。

  

议程紧迫汉学家们“天马行空”

  教育部周济部长为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和汉学研究中心揭牌。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嘉宁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昨天,孔子“和而不同”之句高悬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内,国内外200多名学者专家聚首于此,展开了三天主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的2007世界汉学大会。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大会开幕式上揭牌。

  时间紧迫

  “重要的是讨论和咖啡”

  开幕首日,汉学家顾彬、罗多弼和高利克等作为单元主持人亮相。昨天的议程共进行了五个主题单元,不过好几位汉学家并未紧扣议题,而是自说自话。提问与交流环节也大多显得过于紧迫。

  一位据称是“俄罗斯目前出镜率最高的中国问题专家”马斯洛夫,其在“汉学家与汉学史”单元的讲演只是天马行空地提及目前西方流行的有关风水、茶文化、烹调的中国图书。美国汉学家魏若望在“‘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单元的演讲,主题则是重提首个对佛教加以重视的19世纪汉学家戴遂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诠释与影响”单元主持人的捷克汉学界老前辈高利克,一直坐在台上“冷眼旁观”,一言不发。他的拍档、人大文学院教授杨煦生则忙着催促成中英关于“汉学与国学”的发言“时间到了”。直到最后,高利克才起身到麦克风前说一句:“以为报告会短一点,最重要的是讨论,最重要的是喝一点咖啡。”

  互为参照

  “欧洲的变化也会影响汉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以及汉学研究的主题的变化,均是2007世界汉学大会上的焦点话题。德国汉学家施寒微谈到,欧洲的中国研究只能在欧洲确定自身身份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因此欧洲的汉学研究不仅随中国形象的变化而变化,同时随着欧洲内部的变化而变化。

  2007世界汉学大会由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人大共同主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内首次举办的高规格世界性汉学大会。历时三天的大会,今日进入分组讨论。明天则会有三场专题圆桌会议,主题分别为“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景教文典与新近发现的《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以及“汉学的自我定位”。

  ■中国形象变迁

  成中英(夏威夷大学教授)

  “中国形象在交流中清晰”

  西方的中国形象最早来自马可波罗的描述,这种想像可能变成一种小说题材。

  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来,他学习语言,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精神传统,此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又有不同。鸦片战争应该说是中西方交流的第三阶段,西方强加给我们他们自己的观念。到第四阶段,我们自己主动要求了解西方,不惜丢掉自己的传统。

  中国形象在汉学中是不断变迁的。康熙年间是清朝强大的时期,所以西方人多有褒词。而清末,中国形象又被妖魔化。这与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关系。《千手观音》和《牡丹亭》在美国都很受欢迎,这说明,只要是好的东西,美国人一样能够领会。

  西方要了解中国,所以产生汉学;中国要了解自己,所以有了国学。我建议有关机构考虑组织中英文国学大辞典与汉学大辞典的编纂。

  本报记者 张弘 张璐诗

  “对中国的认知正变得更务实”

  周质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从我的经验来说,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从想像转变为务实。过去美国学生学习汉语,都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往往关注阴阳、太极、风水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而现在,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和咱们中国人学习英语一样,因为这个语言能够帮助他们就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过去,那些对中国文史有学术兴趣的学生才学习汉语,而现在不是,很多工科、理科、商科乃至医科的学生,都来学习汉语。

  这种职业上的动机比学术上的动机更具体,更有力量。这也说明了他们对中国形象从抽象到现实认知的转变。

  本报记者 张弘

  高利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教授)

  “汉学材料不再是印象式的”

  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知道一点点中国,大部分是通过传教士的资料来了解的。但是,他们的资料可能有一些不准确,或者不科学。我们有一个《东方研究》杂志,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在上面都有展示。与老一代的汉学家相比,今天的汉学家所呈现出的中国形象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原来使用的材料是印象主义的,而今天的读者能从我们的汉学家这里得到更多的信息。当然,我们还需要时间。

  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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