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1980年的一记耳光

　　一次落榜，两次落榜，第三次，他考上了北大；后来，他创办了“新东方”

　　

　　顶替退学女孩上高中

　　1976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只有14岁，当时小学五年半，初中两年。我初中毕业后并没有上高中，而是回农村去了。这并不是说我不想上，而是当时有一个政策，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家只能有一个人上高中。我姐姐是高中毕业，而我们村里好几户人家没有高中毕业生。

　　我妈妈知道我喜欢读书，就老想着这个孩子不上高中亏得慌。当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到1977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村有一个小姑娘，本来在初中的时候成绩就不好，她上高中是被送进去的。“四人帮”垮台之后，高中的教学走上了正轨，老师也开始严格要求学生，她就跟不上了，不愿意上学，回农村了。当时正好是高一的第二学期。我妈知道这件事情后，觉得可以让我顶替这个小女孩上高中。她就到公社找文教组的负责人，还找了我初中的校长和老师，说明了这个意思。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表现比较出色，老师都比较喜欢我，他们觉得行，就找到高中的校长商量。之后，我妈又跑了好几趟，学校终于同意了，觉得走了一个人，加一个人进来，教室里也没有多出一个人来。就这样，我进入了高中。这年年底，高考也恢复了。

　　这时，我的同学们在高中已经上了快两个学期了。我上高中以后，功课很明显跟不上。很快，1978年的高考就要来临了。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命题，只是一个过渡，而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进行的。我们的班主任是从南京翻译局下放到我所在的中学的，英语特别好。他在1977年年底就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这帮孩子一个都考不上大学，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们要努力争取，因为一旦考上，个人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你们努力了考不上，在地里干活累了，拿着锄头看看天上的云，还可以想想“我那时候曾经考过大学”。经过他这样富有诗意的鼓动，我们全班一帮几乎连汽车都没有见过的农村孩子都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当时的高考分成了文科、理科、外语三门，我选的是外语专业。复习了10个月左右，我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一年的外语专业除了英语以外，还要考语文、历史、政治、地理。我的目标是江苏省常熟市地区师专。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我记得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

分数线是38分，我的英语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考得不好。从英语和总分来说都没有过录取的分数线。最终，我们全班只有一个学文科的人被录取，考进了常熟市地区师专。现在，他是我们镇中小学联合学校的校长。

　　一边代课，一边复习

　　高考失利之后，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我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这个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我当时才16岁，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妈一直认为我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就拼命鼓励我去，说这是一个机会，说不定就能够离开农村，不用天天种地了。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十六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代课时，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白天教学、打篮球，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复习。语文、历史、地理我本来就特别喜欢，政治尽管不喜欢，但主要是背下来。惟一要攻的就是外语。几个老师很支持我，他们对我说，我们这辈子没有机会上大学了，你要是有机会考上大学是我们的荣耀。有些活，他们就帮我干了。

　　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我报了名，再度进入考场。这一年的高考，我的同学中有两名考上了。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此时，那个英语老师生完孩子回学校，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再度回到了农村。

　　参加英语补习班

　　两度失利之后，我没有太多念头决定考第三次了。我妈叫着我的小名说，老虎啊，你考不上也没什么，现在日子比以前也好过了一点，将来攒点钱盖房子娶个媳妇就行了。就这样，我又在家里干起了农活。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高中的另外一个英语老师找到我说，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在江阴一中办一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这个班要招40个人，我觉得你可以去报个名。我听到以后没有什么想法，我妈听到后，专门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我去报名。

　　当时报这个班的大概有八九十人，录取标准基本是按照高考的分数往下排，再加上面试。我面试成绩并不好，这个外语老师大概知道我现在是第三次冲刺，所以，尽管我的分数排在前40名的最后，他还是录取了我。

　　这次的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们二十多个男孩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晚上就放一个大桶让大家撒尿。老师指定一个女孩做班长，因为我在开始指挥大家搬桌子、椅子，他就对我开玩笑说，其他的孩子都只参加了一次高考，你参加了两次，所以让你当副班长。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此外，我还协调了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在学习方面，我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一天没落，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乱熟。不知不觉我超过了很多同学，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第一。成绩赶上来以后，我还抽出时间辅导成绩比较差的同学。

　　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范进”中举

　　分数出来以后，我的英语没有排在全班第一。英语排在第一的是现在新东方的常务副总裁周成刚，他的英语考了98分，我考了95分。这种结果比较正常，因为在此之前，能和我较量的只有他。8月初填志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自己的分数。五门功课总分是500分，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老师对我说，如果你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就由于成绩上升了决定考北大，那个师专已经不在我的眼中了。当时，我们同学之间已经分配了，你填哪所大学，他填哪所大学，因为一所学校在江苏就招那么几个人，免得大家冲突了。虽然北大分给我了，但是，因为语文只考了58分，填志愿的时候我就不敢填了。老师问我到底想不想进北大，我说想。他就说，那就行了，想当初你的志愿不就是一个师专吗？如果北大不要你，说不定能进另外一所好学校。但是，我还是不敢下笔，那个老师就帮我填了志愿。我后来想，他的钢笔字写得极好，我可能占了这个便宜。

　　8月底，我的同学们几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由于周成刚家庭成分是富农，所以没有去成外交学院，被苏州大学录取了。我们这40个同学，有38个考上了大学。很多同学上的是外交学院、复旦这样的重点、名牌大学。按道理，北大是第一个发录取通知的，我老师就说我大概没戏了。这时候，我真的特别难受，感觉进北大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有一天我和我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我说县里有电话来。我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问他是哪个学校，他故意说自己不知道。我叫了两个同学一起去，他们一个考上了外交学院，一个考上了经贸大学。我拿到通知书一看是

北京大学，当时就疯了。我们像范进中举一样，三个人跑到马路中间又蹦又跳，连大卡车都停下来了。

　　这时，离到北京大学报到只有一个星期。我妈说，以后老虎到了北京，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口述：俞敏洪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