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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精彩阅读》:“76年精神号”

http://www.sina.com.cn 2004/03/03 11:18   北京文学

  她是所有漂亮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她的眼睛是秋天夜空的两颗星星,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和空旷,她小巧的樱红色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站名,她让你感到你在接近纯净的爱情。这就是我要说的最美好也最伤心的故事。

  作者:邓刚

  一

  在奔驰和宝马轿车多得像自行车一样的现代城市,还叮叮当当地跑着近乎古老的有轨电车,这就是我们城市的独特风景。而正是这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像神奇的时间通道,使我能随时地走回以前的岁月。你如果有幸能乘坐我们城市的有轨电车,就会在一群节奏晃动的乘客中,看到一个脸上印有世纪沧桑的男人,他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任凭电车一站一站地驶过,直到终点他才恍如梦中醒来,恋恋不舍地走下电车。随之他又掏出一元硬币,重新坐进这辆返程的有轨电车,再次进入半梦半醒状态。

  这个人就是我。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只能在这古老而现代的有轨电车上,寻找到我二十世纪时的童年。从我有记忆的第一天,看到的和听到的就是这叮叮当当行驶的有轨电车,那吱吱嘎嘎的绿色木制车厢(现在已经改成金属的,颜色也五花八门了),承载着我童年所有的美好理想,那叮叮当当的车轮撞击钢轨的声响,就是我最初享受到的动听乐感。最重要的是,在有轨电车上我曾有过一段最美好也最伤心的经历,很长时间,我没有勇气回忆这个故事,然而,最伤心的事情一旦变成回忆,就像被糖渍过的苦菜,也会有着甜丝丝的品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夏的一个早晨,在我们城市的有轨电车上,所有上班族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倘若你能幸运地与一个姑娘挤在一起,就犹如恋人拥抱般地享受她温热并富有弹性的胸脯。那时我20岁,还没有勇气故意挤到一个姑娘的身边,爱情在我的脑海里还是美丽并虚无缥缈的风帆,浪花腾跃之时,还伴随着一阵阵幼稚的性冲动。然而,偶尔一次我被上车的人流挤到一个女人身前,面对面地贴在一起时,那种幸福的恐慌简直就能要了我的命。我一面抵御着异性的刺激,一面感受着异性的美好,那些凹凸不平的部位使我浑身颤抖,我怨恨人们挤得如此凶狠,同时感谢这种拥挤给我带来的享受,因为你不必为此害羞,在这结结实实的拥挤中,你的一切行为都是被动的。不过,对一个20岁的青年来说,性冲动一般都是暂时的,他更注意的是爱情。那个时代的爱情风景是蓝天、是阳光、是嘹亮的歌声和辛勤的工作,一般不会也不敢那么快地想到上床。但结过婚的男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全都浓缩在性交的快感之中,没一点想像。午休时,车间里的师傅们坐在一起,谈话内容几乎绝对是黄色的,无论革命锣鼓敲得多么轰响,师傅们的嘴巴永远咀嚼着男女生殖器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大家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

  有一个叫大嘴巴的师傅是讲黄色故事的冠军,他那毫无遮拦的几乎裂到耳根子的大嘴简直就是个排污的洞口,可以不重样地讲出几十个让你心惊肉跳的黄色故事。第一次听大嘴巴讲故事的人,绝对会认定他是流氓高手。但其他师傅在背后总是小声说,大嘴巴的那个玩意儿有毛病,所以只能是拿嘴来宣泻,这家伙是个软货,上面比下面厉害。这使我感到大嘴巴有点见不得人的神秘。然而,大嘴巴却总是表现得像个耍流氓高手,有时还能讲出男女的真谛。他对我们一群没见过天(没与女人上过床)的年轻人说,女人最值钱的地方是胸脯和大腿,你们现在还不懂———年轻人看脸,面孔一定漂亮;中年人看身,身体必须丰满;老年人看年龄,只要年轻就行。这种审美标准我听后总觉得有点奇异,有点恶心,还有点无法理解。不过,我还是佩服他的准确,我离开学校后,最想念我们班里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只要一想到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即使是在浓云密布的天气里,我也能感到阳光灿烂。有一次和大嘴巴下班一起走,竟然撞上那个漂亮的女同学,我激动得都有点失态。我想,这个流氓习气的大嘴巴师傅肯定会注意到我眼前美丽的仙女。但他完全像什么也没看见,甚至都没注意到我摇摆不定的动作。后来我旁敲侧击地问他,他苦思冥想了大半天,才说,你那天路上碰到的麻秆呀,浑身净骨头,有啥滋味!我觉得我的自尊我的爱情我的理想全被这个家伙亵渎了。意想不到的是,当我再次偶尔撞到那个漂亮的女同学时,竟然也就感到她的骨瘦如柴,并也确实减低了她在我心目中的灿烂程度。

  那个年代的革命理论和封建道德交融在一起,使年轻人心里纯净得把爱情与性交泾渭分明地割裂开来,尽管生理上我被性的东西烘烤得发焦,但心理上却始终燃烧着纯粹的爱情,只要想到爱情,我的前面立即就闪现出一处粉红色的霞光。大嘴巴似乎能意会到我的幼稚,所以经常嘲笑我,他说什么他妈的爱情,男人腿裆里要是没根棍儿,就是当了宰相女人也不会理他!有时我看到对面走过来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有点情不自禁地激动,倘若那个女孩子要是看我一眼,我就更是激动坏了。这家伙就笑起来,说女人值钱的不是脸,而是屁股,他在路上看到大屁股的女人,总是有意识地刺激我,他说你看那个圆滚滚的大腚,多棒!操作起来方便,生孩子也顺溜。我差点要呕吐。大嘴巴在上班拥挤的车里经常与女人挤在一起,我认定他是故意挤到女人面前,所以对他有些厌恶。令人惊讶的是他相当坦白,走进车间的大门,任何人都能听到他大声地喧哗,嗬,今天在车上占了大便宜,那个胸脯,真枪实弹!她说的那个真枪实弹是个胸脯高耸,屁股滚圆的中年女人,她好像是轧钢车间里的工人,每天上班都孔武有力地与我们男子汉一样挤车,在那个压根就不知道乳罩为何物的年代,胸部高耸似乎和资产阶级有关系,所以女人一般都用布条把自己的胸部死死地缠紧压平,生怕男人看出什么来。但这个轧钢女工却如此放松和放荡,任意张扬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因此你只要看到那样的女人,就会联想到资产阶级的道德败坏和思想腐朽。在所有欲望都禁锢得石块一样的年代,大嘴巴明目张胆地赞美女人的胸脯是真枪实弹,也使我暗暗佩服。当然,他敢于胡说乱道是因为他家祖宗三代都是赤贫,用他的话说,从他爷爷的爷爷那阵,他们家就穷得没穿过裤衩。

  不幸的是有一次我与那个真枪实弹挤到一起,并强烈地感受到真枪实弹的进攻,我说进攻是那个女人极为明显地朝我身上使劲儿,而且极为无耻地将手伸到我的敏感部位。我当时真是吓坏了,呼吸都有些困难。女人能大胆地表现流氓行为让我感到比男流氓还可怕一百倍,甚至造成我对性的恐怖和厌恶。从此,上班挤车时,我像个胆小的兔子,尽量挤向角落。不幸的是,这并没影响我对爱情的渴望。

  二

  在混乱和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上,我很快就注意到门口站着的那个售票员,她是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这是我无数次乘坐无数辆有轨电车上班,最后筛选出来的。她也有两只美丽的大眼睛,这也许像我的那个漂亮的女同学,但她的两只眼睛远比我的那个女同学更亮更富有神韵,尤其在光线不足的车厢里,像两颗星星那样闪光;而且还要加上一个修饰词,是秋天夜空的两颗星星。真的,我一辈子再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和空旷,辽阔空旷得让你可以随意亲近;可同时你却又觉得空旷得无边无际,令你不知所措。那个年代不让人们穿漂亮的花衣服,男女全是老气横秋的铁灰色,或是杀气腾腾的军绿色,但她在铁灰色的外套里面,顽强而谨慎地故意露出点内衣的暖色来,也就是在她低下头时,可以从脖子下面看到粉色的内衣衣领。另外,在剪得毛刷子般的革命头上,她也巧妙而俊俏地别着个暖色的发卡。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但她站立的姿势绝对比其他售票员优美一百倍。再加上女孩特有的银铃般的嗓音,听她喊车站名字时,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她小巧的樱红色的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下一站,战斗街,没有票的买票啦……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所有的街名都粗糙得像坚硬的钢铁,但这些粗糙的街名只要出自她那樱红色的小嘴,就温柔而美妙。这时,我的激动完全超过与一个女孩挤在一起的一百倍。最关键的她既丰满又苗条,决不是麻秆,就是大嘴巴看到了也会五体投地地赞美。为此我对她简直就是全神贯注。那时学校全是革命的战场,学生读不了几天书,一般中学毕业就会参加工作。不难看出,这个售票员是带有清纯的学生气,这就更让你感到你在接近纯净的爱情。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悟到,前面我说过的最美好也最伤心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为了让我能从容地回忆这个美好而倒霉的故事,就不得不交代一下,我在那个倒霉年代里的位置。应该说我有幸生长在切入蓝色板块中间的辽东半岛,呼吸着鲜润的海洋气息长大。我小时候就愿看写海的小说,看得如痴如醉,我曾学着作家的笔法,用优美的笔调写着:我住的城市像一条硕大的鲸鱼,游进渤黄两海之中,家乡北边的渤海是女人般温柔的海,轻风卷动的浪花犹如少女的百褶裙,摩挲着平坦绵软的海滩,谷粒般金色的细沙在清澈的水波里晶莹闪光,连鱼虾也长得细柔苗条,游起来舞姿翩翩。家乡南面则是终日咆哮不止的男子汉般的黄海,滩涂坚实而隆起,岩礁林立,参差错落,像一排排勇士挽臂抱肩,抗击太平洋涌来的万钧之力;这里的鱼虾为此长得威武雄壮,钢蓝色的鲅鱼炮弹似的在浪尖上飞蹿,武士蟹挥动长钳,在礁丛里咔嚓作响……

  不幸的是,我因父亲“有问题”而成为“狗崽子”,我父亲的“问题”可能十分严重,因为他为此而跳楼自杀,这就更是罪上加罪,我们全家都跟着倒霉,这辈子也翻不了身,也就是说我压根就当不成什么作家。但父亲的死却也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我可以打着照顾病弱母亲的旗号,免去“上山下乡”之苦,留在城里当工人,同时又让我成为敢于扎进海底暗礁里捕鱼捉蟹的“海碰子”。“海碰子”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特产,是堪称全国乃至世界一绝的行当: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乱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簇……我敢说,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二十年后,我以“海碰子”的生活为内容写出一篇小说,竟然轰动文坛,并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当时我并非为将来写小说而跳进大海里当“海碰子”的,生存所迫使我腾波踏浪浑身是胆,并野性十足。没人知道“海碰子”三个字是谁发明的,没人能理解这三个字的意义,但在我出生之前的世界,人们就是这样的叫着。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干这个粗野行当的,不是山野里的农民,不是驾船的渔人,却百分之百地是城市里的工人或市民。大嘴巴在严肃的时候也会用正经的口气说,什么叫海碰子?这是把你的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呀!那个年月我们城市里的年轻人,几乎绝大多数都是能在浪涛里扎猛子的“海碰子”。就像今天电视剧里演的武林高手一样,我们这个城市的“海碰子”队伍中,也有几个名震辽南的碰海高手。与这些高手相比,我扎猛子的速度和技巧并不出色,但我的胆量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是名列前茅。“海碰子”永远是结伴下水,特别是在岸上没有人烟,水里没有船影的荒凉海湾,一个“海碰子”是绝不敢下水的。而我却毫不在乎,常常是独胆闯海单打一。每当星期六的晚上,我下班回家饱吃一顿后,便一个人悄悄地带上渔刀渔枪鸭蹼和水镜,骑着父亲留下的破旧自行车,沿着城市南端的公路,朝黄海沿岸的黑石礁、黄泥川、龙王塘,或是朝北向渤海沿岸的黄龙尾、蛇岛、蚂蚁岛一带的海边奔去。不过,我去得最多的就是贴近城市海岸的老虎滩,因为从我的家到老虎滩要乘有轨电车,因为在有轨电车上可以见到那个售票员。

  母亲总是含着眼泪抓住我的手,或是拖住我的自行车,她不让我去,我的两个姐姐已经嫁出去,只剩下我和她在家相依为命,她说就是饿死也不吃我弄来家的海物。我总是想办法摆脱母亲,只要听到远处有轨电车的鸣笛声,我就像听到了前进的号角,谁也阻挡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把如此野蛮的碰海生涯与美丽的爱情联系在一起,在水下暗礁里扎猛子时,她美丽的大眼睛经常在阴沉的礁丛里闪着光亮,鼓励我勇往直前。当我憋得要死,急促地浮出水面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她正站在岸边注视我,等着我游到岸上,和她一起在沙滩上散步。我甚至认定我越是拼命地潜进可怕的暗礁丛里,越是能捕获到肥大的海参和鲍鱼,越是能接近美丽的爱情,越是能接近她。我为此还挺骄傲,有时爬到礁石的高处大唱其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

  有时为了赶凌晨的海潮,我在半夜就来到海湾,一个人摸黑躺在潮湿的礁石和沙滩上,小睡一觉等待黎明。奇异的是往往在这小睡一觉之时,却能梦见她(而在家里,我竟从来没有梦见过她)。在梦里我色胆包天,很随意地就把她拉到身边,尽其全力地拥抱和抚摸她,有时还能达到令我有些惊慌失措的快感。醒来时我特别激动,再加上因为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从而还能感到收获的把握。我盼望第一缕阳光快些出来照亮海底,照亮黑鱼、黄鱼、海参、海螺和武士蟹的身影,我就可以拍打鸭蹼,挥动渔枪,大显身手。我浑身黢黑,皮肤上像长满了鱼鳞,手握着渔刀渔枪,脚板踩着尖砺的石子儿,吼着我们“海碰子”自己编的歌———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曲调竟然是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这种篡改革命歌曲的唱法,在城里绝对会打成反革命,但在海边你尽可以更加胡乱地篡改。在到处都在喊着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到处都在进行殊死的阶级斗争,到处都是杀气腾腾的战场的严酷年月里。我这个“狗崽子”只有在海浪中漂浮,才能感受到一种自由和公平。每当我升出水面,望着岸上硝烟弥漫的城市,总会暗暗地产生出一种幸运感,感谢老天,我住的城市有个海,还有个美丽的售票员。

  我绝对是一副半文明半野蛮人的样子,尤其是当我在冰冷的海底浮出水面时,拖着沉重的收获游向岸边,全身痉挛着在坚硬的鹅卵石上一寸寸爬行,完全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谁也不会想到,支撑我的力量却是爱情。

  我在电车站等车时,总要全神贯注地看着开过来的电车,只要电车上没有她,我绝对不上,有时一连等了几辆车过去,还没有她的影子,我也毫不气馁,继续坚定不移地等下去,哪怕误了潮汐的时间。当载有她的电车开过来时,一百米之外我就有感应:红日东升,霞光万丈,她来了。我赶紧扑弄一下凌乱的头发,热血沸腾,精神抖擞。我跳上车,动作本来矫健并还故意显示更加矫健,上车的一瞬我并不看她,完全是正常的乘客上车,只是在钻进拥挤的乘客群体里,我这才恬不知耻地转过脸去,一双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她小巧的樱红色的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下一站,革命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她不看我,她没看到我,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她那空旷又丰富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的肩头上方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下一站,前进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不买票,我忘记了买票,我故意不买票,因为只有不买票才会使她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下一站,终点站老虎滩。没有票的买票啦……”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可奈何,我痛不欲生,我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刹那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发现一窝肥大海参那样惊心动魄,又似看到大个头的鲍鱼一样激动万分。很不幸,这种美丽的享受只有一秒钟,然后我只能是绝望地走下电车。

  我对诸多的海碰子伙伴们讲到她,讲到这个“秋天夜空的星星”,海碰子们全都欢呼雀跃,要去见识见识这个天仙。他们野气十足地登上有轨电车,眼珠子死鱼一样盯着她,像一群恬不知耻的流氓团伙。我后悔万分并大感心疼,还觉得我干了一件蠢事,完全是带一群恶狼来窥视我心中的羊羔。没办法,我只有躲到远一点的角落里,生怕她看出我也是这群恶狼的同伙。然而,海碰子们却渐渐变得老实了,一个个规规矩矩地站到一边。我这才发现售票员那美丽的眼睛含有一股冷若冰霜的威力,能平熄一切欲火和疯狂。她泰然自若,依然唱歌般地报站名。下车后,一个绰号海牛(因为这家伙只要饿了,就能牛一样在礁石上生啃海菜)的海碰子走到我的跟前,悄悄说,绝对天仙!我心里一阵热浪滚过,竟由此飘飘然起来,似乎这个天仙已经属于我的了。

  有轨电车开走了,似乎也带走我们的灵魂。大家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眼睛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有一个海碰子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脱口说出,“七六年精神号”。全体海碰子都愣住了,这些不读书不看报的家伙当然不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总统的座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这个名字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莫名其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架飞机会起这样的名字,资本主义真是太他妈的了!但我对“七六年精神号”简直就着迷,我不能想像世界上还会有如此高级而精彩的称号,我为此甚至偷偷崇拜起帝国主义的总统了。也许如此,我就脱口而出,把这个精彩的名字赋予她。我对海碰子们说,尼克松到中国来乘坐的专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大家这次听清楚了,只愣怔了一下,就立即狂呼起来,“七六年精神号”,太棒了!绝对太棒了!把路上的行人吓得赶紧往旁边躲,以为造反派又要开批斗会了。

  从此不仅是我,所有乘坐通往老虎滩有轨电车的海碰子,都必须乘坐能看到“七六年精神号”的那辆车,即使下起大雨,我们宁愿挨雨淋,也老老实实地站在站台上等她那辆有轨电车到来。尤其是刚刚从海里拼命之后,我们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但一个个还是兴奋百倍地要去“瞻仰”一下“七六年精神号”的美丽。从门旁看去,真是又滑稽又庄重:一群手持渔枪渔刀的“海碰子”站在那里,站在有腥咸海风吹拂着的老虎滩车站。有人喊道:“七六年精神号来了!”于是全体为之一振,一个个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笔直站立。

  在沙滩上,海碰子们为了这个售票员的美丽全都发了疯,纷纷说着自己的感想———绝对漂亮!绝对演员!绝对一等海参!……一个绰号大头鱼的海碰子说,他要是能和“七六年精神号”结婚,一宿绝对可以干十个回合。大家全都笑起来,这个笑并非是干多少个回合,而是嘲笑,如此美女绝对不会与海碰子结婚。正因为如此,大家就越说越疯狂,越说越下流,海牛说,要是干她一次判三年徒刑也值。唯有我一个人闷闷地站在那里,我对这些家伙如此放肆,甚感愤怒,我不能想像那个售票员能与任何一个海碰子干那种事,如果海牛或是大头鱼真能做到他们说的那样,我会疯狂地把他们杀死或是自杀。不过,更让我沮丧的,是没一个人把售票员和我联系在一起,这令我绝望,绝望得一往无前地勇敢起来,如果我的爱情中没有“七六年精神号”,真不如扎进水下暗礁里憋死。

  有时遇到大潮,大家收获丰硕,心情变好时,再讲到“七六年精神号”时,就温柔和文明多了。这些家伙不但不再用肮脏下流的词儿,还开始了美好的想往:有人说如果“七六年精神号”要和他结婚,他可以为婚礼摆一百头海参的大宴。有人说那算什么,至少得摆五百头海参的大宴,更有人像叫行一样高喊,一千头海参!

  那时我们这个城市的商店空空如也,男女结婚,得求人跑到北京去买肉,那个倒霉的穷年月,全国人都得勒紧裤带来保证首都的市场繁荣。问题是北京人见了我们饥饿的“东北虎”,往往又恨又怕,一次最多只能卖半斤给你。要想买够结婚用的肉,得跑遍大半个北京商店。后来听说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也可以买到肉鱼等食品,可那时的交通状况,对一个普通市民来说,到上海不亚于今天出国。所以结婚时能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吃上海参,就是人间奇迹。只有我们“海碰子”有这个能耐,平日里所有的市民都用鄙视的目光看我们,但在结婚或孩子过生日时,就会把我们当作上帝。

  我们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们结婚。

  城市里的战鼓依然是日夜轰响,口号依然是震耳欲聋。我们却在为爱情燃烧着比革命还激烈的火焰。一天,一个海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们,“七六年精神号”结婚了!我呆若木鸡,如遭雷击,顿时面色灰白。可以看出,全体海碰子也为之震惊和沮丧。不过,大家只是冷却了一会儿,就又恢复了活气,因为没一个人相信“七六年精神号”会结婚,那绝对等于被一个可恶可恨的流氓占有。除了我们,其他敢与“七六年精神号”亲近的人,全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我们问那个海碰子,你怎么知道“七六年精神号”结婚了?他说他看到“七六年精神号”脖子上露出一圈鲜红色的衣领。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指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批判。所以一个姑娘结婚之后毫无变化,但细细看去,你就会发现,新娘照例穿着粉色或红色的新衣,只不过是谨慎地套了件铁灰色的外衣遮挡,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新娘脖子上,会巧妙地显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

  我有点如释重负,因为我过去也看到“七六年精神号”有红色的衣领。那个海碰子说过去他也看到,可那必须是等“七六年精神号”低头和弯腰时才能看到的内衣颜色,这次不一样,是旗帜显明地露出来,鲜红鲜红的!我勉强地笑了笑,说没想到你这家伙也和我一样流氓,窥视“七六年精神号”的领口深处。可恨的是他又说出第二个根据:“七六年精神号”的眼毛站立起来。这是个极其阴险的观察,大嘴巴对我说过,看一个女人结婚还是没结婚,主要是看眉毛,如果眉毛很柔顺地贴在那里,说明是姑娘,要是眉毛竖着站立起来,就是被男人干过了。

  看起来“七六年精神号”是斩钉截铁地结婚了。

  我们震惊而且恼怒,好像自己的老婆被人家抢走,扎猛子的劲头也比往常小多了,一个个有气无力的样子,绝对是集体失恋。我干脆就是身心俱焚,死鱼一样漂在海面上。

  还没等潮流回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收兵上岸,并快步地朝老虎滩电车站走去,一起到有轨电车上看“七六年精神号”,有的干脆就小跑起来,似乎走得慢一些就真正地失去了她。

  “七六年精神号”还是姿势优美地倚在车门旁,眼睛还是像秋天夜空的星星那样明亮,樱红色的小嘴还是那样动听地喊着“下一站”。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她雪白的脖子上确实有一圈鲜红色的衣领,尽管有铁灰色外衣包裹,却顽强而恬不知耻地探出来。

  我们全体默哀式地无言站立。

  我认真地注意“七六年精神号”的眉毛,确实是整齐地竖立着,不过再仔细地看去,只是眉头前半部的眉毛竖立,往后就渐渐柔顺地贴着。也许心情所逼,我总觉得过去她的眉毛也是这样,这并不能证明她和男人干那样的事了。不幸的是,由于我过细地观察她的眉毛,更感觉她美得无与伦比,这种感觉令我增加一百倍的痛不欲生。

  这个事件的意外结果是大家从此再也不关心“七六年精神号”了,生活又恢复了正常状态,海碰子们又在谈论海流呀,暗礁呀,海参的个头大小呀。只有我一个人坚定不移地想着“七六年精神号”,并且锲而不舍地痛苦着。因为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可怕的事:“七六年精神号”优美的身影在有轨电车上不见了,我把所有通往老虎滩的电车都反复找过数遍,依然看不到她。

  在寻找她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对她是多么地熟悉,无论电车上挤满了多少人,无论我从哪个车门(有轨电车上有三个门)上车,甚至我的脚还没踏上电车的门阶,就知道她是否在这辆车上。即使是把我双眼用黑布蒙上,也照样清楚她是否存在,我觉得我能闻到她的气息。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却又经常泪水蒙胧地看到她就在我的面前。我这才明白事情是多么地严重,因为我的灵魂已经被她那明亮的眼睛给吸进去,永远也解脱不出来了。

  三

  我绝望得近乎神经失常,大概在干活时经常发呆,所以大嘴巴用怪怪的眼神盯着我,他说你小子有病。我脸红了,说我身体绝对健康。他阴阴地笑起来,说你小子不对劲儿,肯定是有病。说完他又用更怪的眼神看了我一阵,然后就去干活了。我心下暗暗地松了口气,幸亏大嘴巴没有再说什么。下班时,我急急地换下工作服就要往工厂的大门口跑,因为我决定到另外线路的电车上去寻找“七六年精神号”,我们这个城市有四条线路上跑有轨电车。没想到大嘴巴一把拽住我,说你小子今晚跟我走,我说我有事,得先走一步。大嘴巴并不松手,还是死死地揪着我不放,说你有他妈个屁事,今晚必须跟我走。

  大嘴巴推着崭新的自行车在前面走,这家伙没有孩子,两口子挣钱两个人花,是我们车间的富户。所以他骑的自行车从来都是锃亮崭新的。我神情沮丧地跟在后面,心里打主意要摆脱他。

  大嘴巴突然回过头来,说你小子从实招来,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没事呀。

  他说你看你那个倒霉的脸色,就像驴腚一样,还说他妈的没事,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呀!

  我惊得一下子站住,觉得这家伙确实是个道行很深的老流氓,不向他交代清楚是逃不过去了。谁知我刚要坦白交代之时,大嘴巴却说,钱丢了就不吃饭吗?你小子太不知道身体的厉害了!

  我茫然地站住了。

  原来大嘴巴看我这几天吃不下饭,以为我前几天开工资时把钱丢了,所以连饭也舍不得吃。大嘴巴说你小子太年轻,不懂得正长身体时的厉害,现在要是营养跟不上去,就是一辈子的灾难,将来鸡巴都硬不起来!大嘴巴第一次说这样的话脸上没笑,不但没笑,还有点沉重的样子。我猛地想到大嘴巴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孩子,想到师傅们背后说大嘴巴“上面比下面厉害”。不知怎么,我很有些感动,因为我想到大嘴巴肯定在年轻时丢过钱,然后舍不得吃饭,从此毁掉了自己身体的关键功能。我只得又老老实实地跟在大嘴巴后面。

  大嘴巴带我到一家饭店,要了一大盘炒肉,一大盘炸鱼,十个白面馒头,那时还有粗细粮做的两合面的馒头。所以大嘴巴对服务员大声吆喝,馒头要白的要精粉的!他对我说,你吃,我看着你吃。我说吃不下去。他说不就是丢了一个月工资吗?我给你开一个月工资。大嘴巴是全厂有名的吝啬鬼,他今天能对我这样,完全可以说是壮烈牺牲。看到我神情异样,他又加了一句,我说的全是真心话,你要是不好意思,就算我借给你,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钱来,从钱的厚薄看,正是我一个月工资,不用说,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大嘴巴把钱朝我的身上一拍,说将来什么时候你富了,再还给我。

  我热泪盈眶,一下子哭出来。我真想对大嘴巴说,你就是我死去的爹,其实我爹也没这样关心过我呀!但我没敢说,因为我爹是跳楼自杀的罪犯,是自绝于人民的坏蛋。大嘴巴是三代出身贫苦的革命群众,我不敢把我爹与大嘴巴相提并论。

  我断断续续地讲出“七六年精神号”。

  大嘴巴听完倒乐了,说你这是他妈的单相思,一不知道人家的姓名,二不知人家的底细,三不知道人家对你是否有意思,就他妈的胡乱伤心,胡闹!改天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长得又白又嫩,保你一见就……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我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七六年精神号”谁也不行,否则我打一辈子光棍。

  大嘴巴笑起来,说你小子单相思还他妈的挺重,等哪天我去见识见识这个什么精神号,看她到底值多少钱,竟能把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折腾成这么个倒霉样子!

  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寻找行动,每天早晨都提前一个小时走出家门,我对我母亲说工厂里活紧,要提前上班。其实我是绕道乘另一路有轨电车。下班后我更是绕个没完,乘坐与我本来就毫不相干线路的电车,在我们这个曲里拐弯的城市里兜圈子。我对伙伴们说这个月工作太忙,不能去捕捉海参鲍鱼了。他们说干一天活挣多少钱?捉一天海参挣多少钱?我说我可是狗崽子,要是被厂里的“专政队”发现了,会以“破坏生产”的罪名论处。

  我精神抖擞,眼光四射,登上一辆有轨电车后迅速地从车前挤到车后,只乘一站就下车,再换下一辆电车。有时我的动作相当快捷,跳上电车两眼就电光般地从车前掠到车后,还没等电车开动,就转身下车,换乘下一辆车,气得售票员对我直翻白眼。全城四条线路至少有一百来辆电车运行,再加上售票员是分白夜班,还有什么晨班、午班和机动备用班,这样,我每辆车都要重复上去10次才能死心蹋地,也就是说我要想真正找到“七六年精神号”,起码要乘一千次有轨电车。整整一个夏天,我除了上下班,其余的时间全都消耗在有轨电车上。最终我还是一无所获地回到通往老虎滩那一线的有轨电车,因为只有在那一线的电车上,我才能嗅到她一丝美丽的气味。

  一个女售票员站在那里,用似乎认识我的目光温柔地瞟了我一下。我心下苦笑,大概全市除了“七六年精神号”以外,任何一个女售票员都会认识我了。但无论哪一个女售票员看我,我都无动于衷,自从有了“七六年精神号”,六宫粉黛无颜色,整个城市的女售票员全不在我的眼里。不过,我突然想到,应该主动地和这些售票员接近,这样才会打听到“七六年精神号”的下落。我像大梦初醒那样悟到,其实事情很简单,只要与这些售票员聊几句,就可以得到“七六年精神号”的信息,用不着像个傻瓜似的跑遍全城寻找。于是我开始主动靠近这个目光温柔的售票员。因为她们远没有“七六年精神号”那样动人的气质,所以我就很从容很大方,我说干你们这行真不错,每天不花钱坐车,还挣工资。她笑起来,说你真会幽默,整天在车上颠簸摇晃,下班回家后还觉得晃呢。我故意开心地笑起来,说你比我还幽默呀。这样我就在她喊站的空档中聊起来。可恨的是她老问我是不是海员,老虎滩渔港有各种各样的渔船和货船,当然有不少海员搭乘这条线路的电车,那个年月当海员就像今天当经理或董事长一样光彩。因为船员工资高,有海上补助;因为船员漂洋出海,可以买到外国的服装,外国的家用电器,总之能买到质量高档的外国货。如果给女孩子介绍对象,哪怕男方长得歪鼻子斜眼其丑无比,但只要说是海员,女孩子们立即就倾倒。因为海员逃到资本主义国家很容易,所以对海员的政治审查相当严格,我这样的狗崽子,绝对没资格当海员。

  为了“七六年精神号”,我厚着脸皮说我是准海员。她问我什么是准海员。我说准海员就是现在还不是海员,但将来就是海员。她的眼睛立即就闪出一束光亮,更愿意和我聊了。但这使人感到一种压力,因为对方进入这样的心态,往往就很敏感,我很难向她打听“七六年精神号”的下落。然而,爱的急切令我急中生智,我说你们这些售票员长得都是一样的漂亮呀!她笑起来。我说我觉得哪辆车上似乎都有你。她更灿烂地笑起来,说你别幽默了,真正漂亮的被发配走了。我心里一惊,忙问:什么,真正漂亮的被发配走了?她说就是这辆车上的赵丽娜,被发配到最穷的土县交通公司去了。县城没有有轨电车,都是又破又旧的汽车,冬天冻死人,夏天热死人,跑一个月才给两天假回城一次,倒霉透了!我说,我怎么没看到那个真正漂亮的。她说就是那个眼睛很亮的,男人全都注意她,她走后,至少有十几个男人来打听她到哪里去了。听到曾有那么多的男人来打听她,我心里骤然紧张起来,额头甚至都泛出一层汗珠。我说为什么把她发配走了,就因为她漂亮?她说赵丽娜太爱打扮,太爱出风头了,像个资产阶级小姐;就她那个名字吧,什么丽呀娜呀的,中国人怎么会起这么个外国名!她还死犟,不管人家怎么批也坚决不改名,革委会领导说了,这样的洋小姐就得送到艰苦的地方改造。说到这里,电车正好到了终点站,我也不管这个售票员对我继续热情的眼神,就赶紧跳下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尽管我心情沉重,但总算知道“七六年精神号”的下落了。

  我们这个城市最穷的县城就是土县,离我家至少有三十公里远。但就是三千公里我也不在话下,星期天一大早,这个一大早严格地说是凌晨五点钟。我就骑着大嘴巴的自行车,朝着坑坑洼洼的县城公路飞驰而去。我向大嘴巴借自行车简直就是从老虎口里拔牙,因为大嘴巴对才买的车子爱惜得就像自己的眼睛,据说有人和他借车用,他对借车人说,我背你去吧。从此没人敢跟大嘴巴借车。问题是我看到第一班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是早晨七点才出发,如果“七六年精神号”也是县城第一班开往下面农村的汽车,我就看不到她了。

  爱情使我勇敢得忘乎所以,既不知羞耻,又所向无敌。我对大嘴巴说我借你自行车用一天。

  大嘴巴说你有自行车还借车干什么?

  我说找她必须骑新车子。

  大嘴巴说找谁?

  我说“七六年精神号”。

  大嘴巴愣了半天,我真是又伤心又恼火,他竟然忘了。

  大嘴巴终于想起来了,他几乎就是大吃一惊地说,怎么?那件事还没完哪!

  我干脆就恼怒地说,这件事一辈子也完不了。

  也许我的口气太狠太重,大嘴巴连忙说,你用吧,你随便用。但要打足气,不然会轧烂车胎的。

  我说轧烂车胎我就赔你两辆新车。

  已经是夏末秋初了,黎明时分竟然有些寒意,我只顾拼命地蹬着车子,尽管热汗直流,但握着车把的两手却被冷风吹得砭骨。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想到立马就要看到“七六年精神号”,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我绝对是飞驰,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跑完三十公里路,最后还像冲刺一样冲进土城县大街。

  土县城确实土得可怜,全县也就是一条大街,除了县政府是高一点的三层办公楼,其余的建筑全都低矮得让你一眼扫到尽头。可意想不到的是县交通公司却是座二层楼,上面还挂着交通公司四个大字的招牌,所以我用不着询问行人,我就直走进公共汽车站的大院。看到几辆老掉牙的公共汽车停在那里,我的心脏就开始激烈地跳动,而且有些眼花缭乱地把这些破汽车当成有轨电车了。毕竟是县城,乘车的旅客全都是灰头土脸的农民,一个个背着大包小卷,简直就像些逃荒的难民,我不仅为“七六年精神号”难过,如此美丽的天使,怎么会流落在这样肮脏的地方。

  乘客一阵骚动,我这才发现几个司机懒洋洋地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后面跟着几个也有点懒洋洋的女孩子,不用问,她们就是售票员。但所有的售票员都用巨大的头巾包着脑袋,那头巾大得像褥单子,把整个脸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完全像在田地里干活的农妇。我努力地睁大眼睛,也很难看清他们什么模样。我又焦急又难过,我不能想像我心中的天使会是这种装束。其实我用不着努力地瞪什么眼睛,我的感觉早就告诉我,这支懒懒散散的队伍里肯定没有她。我说过,我都能嗅出她的气息,何况在这样开阔的视线下,我其实只是一种激动。最后我尽管失望,却还是轻松地长舒了一口气,“七六年精神号”看来没变成农妇式的售票员。

  几辆破旧的汽车开始发狂地吼叫,放肆地喷着熏人的臭油烟气,然后一辆辆开走了。整个车场大院里一阵尘土飞扬后,很快就静下来,竟然又钻出几只鸡,在地上东一下西一下地匆忙啄着。好像这里压根就没什么汽车。我怅然若失,推着大嘴巴的自行车愣在那里。我注意到二层楼下面的一个小窗口上写着“售票处”三个字,里面还有人影。我把车子停到一个很安全的墙根下,便走进售票处。我以为售票处里面一定是个女人,可没想到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而且皮肤粗糙,面目可憎。我像盯着情敌一样盯着他,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这家伙对“七六年精神号”肯定会动过邪念。

  那中年汉子看也没看我,只是说了一句,中午才能有车。

  我说我来找一个人。

  中年汉子猛地转过身子,因为我的话音使他明显听出我是城里来的,才三十公里远,语言的差别就像两个国家。而且就因为我的口音有城里的洋气,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矮了三分。这个家伙甚至有些谦恭地问我,你找谁?我顿了一下才说出赵丽娜,因为我差一点说出“七六年精神号”。说出赵丽娜的名字后我以为他会有异样的表情,会对我产生疑问或质问。谁知他却乐了,说你找那个洋毛子呀?见我有点惊愣的样子,他说不就是那个姓赵的吗?她今天休班,晚上才能从城里赶回来。

  我很有些不舒服,美丽的“七六年精神号”在这儿会称为洋毛子,这难听的绰号令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我问赵丽娜在这儿挺好吗?说这句话时,我故意使劲地一字一板地说赵丽娜三个字,让他知道我对洋毛子这个绰号不满。

  那个汉子并不理会我的口气,只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她……弟弟?……哥哥?……亲戚?……

  我说我是她同学。说完我心里好悲凉,这家伙说了好几个方面,但就不说我是“七六年精神号”的对象。

  中年汉子开始撕一张报纸的空白角卷烟。

  我有点心虚,便小心翼翼地追问了一句,我的同学在这儿挺好……

  中年汉子又奇怪地看了一眼,说到了这个鬼地方有什么好的,凤凰落地不如鸡!说完看了一下墙上的表格,说她明天是第一班跑李屯的车。我说第一班跑李屯的车是几点,他说早晨六点。我说这么早呀。他说这还早,农民五点就下地干活啦。

  走出公共汽车站,我在大街上晃悠,看到路两旁小饭店冒着腾腾热气,小杂货店摆设得五颜六色,听到一群群农村姑娘走过来,不时地发出响亮的笑声。我突然感到这个小县城其实不错。甚至看到墙上贴着的血红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我也觉得格外亲切———因为这里有她,有“七六年精神号”。

  我站在大街的一个路口上,开始想入非非,把远处山坡上的一座小房子遐想成将来我与“七六年精神号”的家,每天早晨,她起床去公共汽车站上班,我则是汽车站的修理工,专门为她修汽车,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到海边去捕捞海参鲍鱼。我说过我们这个城市坐落在半岛地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朝一个方向走,肯定能走到海边。我甚至感到小房子坐落的那个山后面就是海。想到这里我就骑着自行车朝山路上奔去。到山坡上小房子跟前,我才发现哪是什么小房子,其实是个看瓜的棚子,破破烂烂地像个狗窝,里面确实还躺着一个分不清是人还是动物的东西,那个东西在一张肮脏得发黑的老羊皮底下蠕动了一阵,露出一张黑灰色的脸,有点陌生又有点警惕地看着我。我吓了一跳,因为他手里还握着一支锈迹斑斑却又有点杀气腾腾的扎枪,同时我又看到破烂的棚子里还贴着红彤彤的标语———谁敢偷盗革命果实,就叫他灭亡!

  我说,同志,那面是大海吗?

  他说,大海?什么大海?

  我觉得与他沟通太困难,就蹬着车子直往山坡上奔。等到我气喘吁吁地爬上顶,放眼一望,远处是一片大大小小的山峰,直到天尽头。正当我失望得要命时,没想到瓜棚里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竟手持扎枪,万分警惕地跟了上来。我甚感自尊心受到伤害,便一蹬自行车就从山坡上直冲下来,朝着回城的公路飞驰而去。

  回到家里,我找出晒好的干海参,装了一纸袋,然后送到大嘴巴家。大嘴巴看到海参,不好意思地连说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我说海参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手到擒来。关键是你的车子我还得用到明天中午。而且你还得帮我请半天假,我中午就能赶回来。大嘴巴说你去哪儿?我含糊地说和“七六年精神号”约会。大嘴巴半信半疑地说,你小子可别骑着我的新车子碰海,海边盐气大,车子要生锈的。我听也不听,飞也似的蹬着车子寻找有饭店的地方,因为我腹中一阵咕咕轰响,这才想到我几乎大半天没吃一口饭,却骑着车子跑了60多公里路。

  (未完待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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