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洁非

　　既曰“冷思考”，就与“热”相对。

　　迩年文学与市场的话题，不单热烈、热闹，也有些让人血脉贲张。大抵中国人对批判市场化(抑或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积累是最雄厚的，从前压根儿不知市场为何物的时候尚且

批得热火朝天，如今市场当真送到家门口，惹到自己头上来了，英雄正有用武之地，岂能不热血沸腾？而且，文学界的情形还格外特别一些，别的行当———比如经济界、哲学界———有的早已顾不上批判，直接真刀真枪练起了市场，有的则虽然很想批一批却苦于势落声微、无人洗耳恭听；唯我文学界，既不曾被逼到非跟市场“死磕”的地步而尚有余暇闲裕，同时尚未完全被社会“束之高阁”，对现实还说得上话，还不至于只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于是自感“责无旁贷”，以人文精神的最后代言者自居，充当了市场批判的主力。

　　在中国，扮演市场批判斗士的角色总是万无一失的，各种情况下都具有正确性。比如，它可以同一直以来西方文化批评的主题很好地接轨，从而既占领国内思想的制高点，又保持住“走向世界”的可能性———亦即同国际文化界特别是负有推介中国文学之使命的汉学家们的“沟通”渠道；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很明确地以要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为目标，但出于既往意识形态及其传承的微妙性和复杂性，以“对市场说不”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最不承担任何理论风险的；最后，在保险系数很高的情况下，在市场大潮面前挺身而出，拿出怀疑者、不合作者的姿态，还能坐收“知识分子独立性”、“社会良心”、“人文精神种子”之类的美誉。

　　尽管有这么多显而易见的“利好”，我还是要冷不防问一句：中国文学凭什么与市场有仇？

　　单看有些人提起市场时痛心疾首的神态和势难两容的口吻，不明就里者多半以为中国文学曾经吃过市场多大的苦头。元明清之际市井文学的兴起、关马王白杂剧四大家、汤显祖、孔尚任以及《水浒》《三国》《金瓶》《三言两拍》等等长短篇古典小说杰作的诞生，算是苦头么？“五四”以来，科举废止，大批文人被驱往市场，成为售文为业的职业作家，因而有了鲁迅有了“现代文学”，这也算是苦头么？

　　当然，苦头是有一点的。假如不是蒙古人铁骑南下，将中原儒士传统冲得七零八落，弄至“九儒十丐”(一个其实略为夸张的说法)的地步，关汉卿、王实甫之辈虽然未必能中什么状元、榜眼，但混个二甲进士出身总是不难的；他们个人的确吃了苦头，卸去斯文，出入勾栏瓦肆，但中国文学却得到了一次自先秦以来最了不起的大解放。二十世纪初亦复如此；科举废掉了，读书人顿失“优则仕”的通道，但社会随之而必有的整体变革，则令报业发达了，出版兴盛了，言论自由了，失去官阶的文人，从此靠笔为生，做主笔、售小说、卖文章，逐天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今得××书局稿酬若干大洋”之类———跟养尊食俸、闲来吟风弄月的士大夫比，这大约是在吃苦，然而中国的新文学，却也正在这一笔笔稿酬记录的中间，发展、壮大并且革命。

　　独独到了今天，市场就变成要毁灭文学的恶魔？

　　自然，市场对文学无疑是会做点什么的，也无疑会改变一些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呢？文学圈子里的人应该很清楚。他们在这种格局或者说“体制”里生存了好几十年，写作、发表、出版、获奖、升迁甚至分房子、治病和终老，赖此赢得地位、名声、荣誉———当然有些时候也承受制裁、惩处和贬谪。无论利与弊，他们已经习惯和非常熟悉其中的游戏规则，知道在这种格局里怎样彼此竞争或保存自己。他们所谈的“文学”，其实是这个：虽然表面上他们谈的是一套一套有关文学的“原则”、“规律”、“本质”、“意义”之类的话题，但实际上这些似乎抽象的高谈阔论都是有前提的，亦即他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在从事着文学。因为很显然，如果换了别人，比如让屈原、陶潜、李白、曹雪芹来谈，那么“文学”的题内之旨就很少包括当代文人作家们视为根本的那些东西。被国家养起来，从政府财政领取薪金，用作品体现、传递、代表国家意识形态，这确实曾经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但绝非文学的必然；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文学，百分之七十不是这样的，而眼下市场对文学作出的改变，也无非是让中国的文学从特殊的百分之三十回到百分之七十的状态来。

　　“市场化”对于中国文学，不就意味着这个吗？它为什么会被描述得张牙舞爪，充满邪恶？说到邪恶，来自文坛的一个似乎最言之凿凿的指责，便是文学只要沾上市场，就变得肮脏起来。当然我清楚这里所谓的“肮脏”是指什么。媚俗、铜臭味、性和暴力、粗制滥造、无耻的炒作等等。这些情形在文学沾上市场之后司空见惯，也确实很“肮脏”。但我以为，“肮脏”并非市场独占的风头；离市场远远的，文学就可以避免“肮脏”吗？“四人帮”等“极左”势力控制下的文学，难道不“肮脏”？抑或还应该问一句，两者相比，谁更“肮脏”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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