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部门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代之以“数据常量”，即根据前3年各类案件发案量，推导出一个发案合理值，用以评判某一区域的警情是属于“平稳”、“警示”或“良好”。根据这一评判，警方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控制，实施精确打击。(《新京报》7月31日)

　　从“指标制”到“数据常量”好处明显，正如北京媒体报道中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

的，不仅极大提升了公安工作的效率效能，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而且也改善了警察的工作生活状态，激发其工作热情、提高其生活质量。

　　既然如此，公众关心的问题自然就是：被北京警方证明行之有效的“数据常量”制，何时也能在其他部门得到推广，换言之，除了公安系统，还有多少沿袭已久的“指标制”需要尽快废除？我想，回答好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能部门，应该十分紧迫。

　　同样是行政罚款，采用过“指标制”的就不只是公安一家，在城管、工商、交通等部门，“罚款有指标”已是屡见不鲜。行政处罚之外的其他大量社会管理事务中，“指标制”的幽灵同样可谓“无孔不入”，比如，有的法院有审案指标，税务局有税收指标，乃至还出现过火化指标。

　　“指标制”一旦泛滥恣肆，就往往背离了管理服务初衷，不仅可能引发乱罚款等乱政行为，而且严重扭曲、异化公职机关的职能，使其走向公共服务的反面，并为各种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温床。如此前媒体曾经报道的：为完成审案指标，个别法官伪造案卷、炮制子虚乌有的原告被告；为完成税收指标，有的税务局虚拟纳税人名单……

　　不难发现，“指标行政”，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管理技术、方法问题，但究其本质，实际上仍是一个为政态度、行政能力的问题——公共部门究竟是站在自我方便的管理本位上，将公务行为机械化、简单化，还是站在服务社会的本位上，服从于社会实际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这个问题值得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