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喝时代:易中天“电视活动”格局小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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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book.sina.com.cn 2006/08/15 11:49 人民网 | ||
作者:魏英杰 连日来,厦大教授易中天处于媒体暴风眼之中。主要原因是,继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一举成名后,其电视讲座结集作品《品三国》在图书市场上受到广大“乙醚”吹捧,场面堪比物价上涨年代的抢购风。由此,一边是媒体纷拥而至追着采访,另一边不少学者从学术水平等方面对其大加鞭挞。 在一大片质疑声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典型。一是上海学者葛红兵提出的:“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把学术与电视胡乱嫁接在一起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很难避免“学术被电视异化的窘境”。两种观点一致的假定均在于,认为学术通过电视进行传播后将导致“学术贬值”。 这些论调看上去很有正义感,实际上近乎无稽之谈。比如,“学术娱乐化”说法本身不无偷换概念之嫌,因为它将电视直接等同于娱乐。而电视不过是一种公共媒介,本身并不承担道德化功能。易中天上电视讲历史,一方面是将历史通俗化,运用现代话语对史料进行“转译”,以迎合学术大众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提高电视节目的水准,使学术在电视媒介上拥有一席之地? 再者,害怕学术被电视“异化”,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忧。因为学术进入电视空间的部分是有限的,它更多体现的是学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而非学术研究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当然可以借助电视媒介,将其成果诉诸公众。更何况,学术研究自有其评价体系,且与学术的传播方式全然无涉,既然如此,学术又怎么可能被电视“异化”?硬将“学术异化”这顶帽子戴到易中天头上,完全是张冠李戴了。 撇开纷扰的争论,不难看到,学者能不能上电视,学术的电视表达会不会导致学术异化,归根结底是个伪问题。电视作为公共媒介的历史并不短,学者以电视为公共表达平台,也早已屡见不鲜。不说国外,像余秋雨、李敖等知识分子频繁现身电视屏幕,也没见引来那么多物议。由此可见,易中天之所以倍受关注,无非还是为盛名所累罢了。 易中天出身中文系,在大学里教授的是文艺学,史学并非其专业。具体来说,易中天“品三国”也只是“说史”而非“治史”。即便如此,我也不反对易中天以历史阐释者身份出现在电视上。因为学术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人——即便不是一名学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公众也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但对于学者与电视合作的深度,我认为“电视学者”易中天提供的并非完美演绎版本。因为,学者通过电视不仅可以使学术大众化,更应当发挥电视的思想传播功能,使之成为学术讨论和公共启蒙的平台。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另一大人文传统。 在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著名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便通过BBC广播电台进行思想史系列演讲,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收听该节目,其思想启蒙作用至今为人所称道。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大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与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荷兰电视台便进行过一场题为“人性:正义与权力之争”的辩论。国内外不少知识分子在电视上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也早为人们所熟悉。 以此来看“易中天现象”,一方面应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易中天的“电视活动”,格局还是小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