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加坡虽然是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其高房价、高地价的背后却是高福利的公共住房分配模式——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的民众的住房问题由政府建立廉租屋或公屋来解决，而中高收入的居民的住房问题则通过市场的商品房来解决。

　　□袁奇峰

　　广州又有两块土地将推向市场出让，按规划将在两年后提供至少4603套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型住宅。有关人士也再三表示：此举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政策的优惠。

　　房少人多，哪些人将有幸饮上这煲优惠政策的“头啖汤”？广州科学城在全国率先采用了“三限双竞(限户型、限

　　“居者有其屋”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保障每一个人的居住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住房分配以身份差异性为标准，户口、单位、职位级别都决定着住房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住房资源不能有效配置，而且导致分配的严重不公。这正是1998年国内启动住房体制货币化改革的根本原因。

　　反思1998年房改实施以来的政策，有几点失当：一是过分强调了市场化，政府应当承担的“住房保障”功能弱化；二是房改市场化的同时，恰遇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住房政策导向只售不租，导致租赁市场没有发育；另外对二手房市场的扶持也不够；三是对于住房消费缺乏财税政策引导，超前消费造成房子越盖越大、投机性消费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结果是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能力进入市场。

　　香港与新加坡虽然是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其高房价、高地价的背后却是高福利的公共住房分配模式——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的民众的住房问题由政府建立廉租屋或公屋来解决，而中高收入的居民的住房问题则通过市场的商品房来解决。

　　今年的地产“新政”既提倡建设小户型以节约耕地，更注重和谐社会建设，无论是国六条还是国八条，都强调了住宅保障体系的重要性。近期有建设部官员表示，国家在未来五年将不断完善面向四类人群的住房保障体系：首先考虑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国家将提供更多廉租房，不管是货币贴租形式还是实物贴租形式，将首先保证社会上最贫困那部分人群都有房子住；完善政策来满足工作时间不长，而已经处在婚育阶段的年轻人的住房需求；已有房产但日常收入过低无法进一步改善居住质量的人群将被优先纳入保障体系；未来住房保障体系将更多给予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以购房支持。也就是说，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应该涉及到所有的需要住房与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人。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上述这些“国民住房政策”的想法其实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虽然200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350美元，但是在全球排名第112位，中国消耗了全世界50%-60%的能源，生产了全球50%—60%的工业产品，也把世界上50%-60%的污染留在了中华大地上，却只获得了全球4%的GDP。我们暂时没有能力去构筑一个覆盖国民的住房保障体系！另外，拥有三万亿人民币支配能力的国家财政不出手，城市政府在“新政”要求下也只能勉强解决市民住房保障体系。

　　广州的政策是务实的，虽然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000美金，但这只是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的结果，当然也就只能满足常住人口的需要。但是仍然有三个隐忧：

　　一是如何确定购买者资格，避免“三限房”像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