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才见洪峰退出中国作协，又闻顾彬炮轰当代文学。俩新闻简叙如下：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的洪峰，日前他“上街乞讨”一事成了“社会事件”，彼时这老兄提出想调到作协当专业作家，如今这心愿泡汤了：他宣布退出中国、辽宁、沈阳三级作家协会，放弃会员资格(据1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德国知名汉学家顾

　　彬最近语出惊人，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说“《狼图腾》如法西斯主义而让中国丢脸，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发不出‘中国的声音’”等等(据12月12日《新快报》)。

　　刚刚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可真是美女作家呢，当然，她不是顾彬所言的那种“美女作家”。对于洪峰退出各级作协，我拍手并且拍脚表示赞赏，“拍脚”的原因是，洪峰正是“用脚投票”——对当今的所谓作家协会，用退会投出了最好一票。此前湖南余开伟、黄鹤逸，江苏陈锡民，上海夏商，山西李锐，湖北胡发云等分别宣告退出所在地作协，在我看来都是拍向作协的响亮耳光。作家距离“准官方机构”作协远一点，并不是坏事。

　　至于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有不少不客气的话，这也蛮正常。尽管他没有一概而论说当代中国文学全都是垃圾，还给了中国当代诗歌以比较好的评价，但他所说的“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作家里头没有“中国的声音”，真的说得很到位，应该让人警醒。

　　在我看来，中国的当代文学总体成确是不高的，除了一位奔到外国加入外籍的作家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害得当时压力下的中国作协邪火横生之外，其他作家作品大多只有自我欣赏、爽死自己的份。现在只有空间距离较远的德国汉学家有个评价，待到时间距离较远的时候，历史会有更准确到位的评价。

　　作家要写出杰出的作品，内因外因皆是重要因素。从作家本体来说，我们与俄罗斯作家群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人家才是让整个世界景仰的雕塑般的作家群。在很长的时间里，“前苏联”作家所处的环境与我国当代作家所处的环境多么相似，可是人家的文学成就，啧啧！譬如帕斯捷尔纳克，他以《日瓦戈医生》荣获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尽管环境逼迫他“声明”拒绝领奖，而且不久就抑郁而死，但是那作品，是没有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能够写得出的。

　　外在环境条件当然也很重要，如果不是专制独裁政体“压”出好作品，那么，自由民主的国度也能让文艺繁茂。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2006之秋，中国作协“七大”结束之后，“作家体制”一时成为“业内人士”的热议焦点。新任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短时间内难以取消；“制度提供的是一种保护，作家的写作还是独立的，作协不会干预作家的写作。”她说，目前所剩的接受“供养制度”的专业作家人数并不多，更多的是“合同制作家”，“只养选题不养人”。而上海作家陈村则发出《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替身患重疾的作家史铁生呼吁，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12月4日《中国青年报》)。史铁生是我喜爱的作家，我也一样为他的多舛命运唏嘘不已，感佩于如此身体条件还能为这个世界写出这许多不坏的作品。陈村的这个公开信，恰恰说明“作家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并没有成为文学界共识，反而一时变成了维护老体制的典例，受到了“庐山之外”人士的抨击。

　　我是这么看“作家供养制”的：国家(或曰政府)对作家予以经济层面的扶持，这是必须的，偌大一个国家也不是拿不出一定的财力；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投入到作家身上的财力，怎么样才是最有效率的？现有的“作家供养制”，与“官员供养制”没有什么区别，皆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而原有的这种几乎等同于“终身制”的“供养制”，恰恰是一种养“二奶”似的“包养”，日积月累，养出了一批吃“大锅饭”的不死不活的作家。

　　国家对作家的扶助和投入，无非是一种财力资源的配置方式；然而，现代经济文明早已告诉世人：计划体制模式的资源的配置方式，其效率效益是最差最低的；当财力资源被一批所谓的作家给占据了之后，真正好的作家，譬如史铁生，抑或洪峰，就不见得能够获得应有的支持了。史铁生是北京市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体制”决定了他不能获得应有的“资源配置”，只能在死生之间苦苦挣扎；为每年巨额的医疗费所困的史铁生，相比迫于生计“上街乞讨”的洪峰，无非是另一种无形而无奈“乞讨”罢了。

　　道理已比较清楚：以国家供养为特色的“专业作家”体制，正是浪费财力资源、戕害作家的根源；这样的“包养”体制维持越长久，越能让被包养者“占着茅坑假拉屎”，越是会有更多的“洪峰”“史铁生”得不到帮助，越是不能出产文学大师和文学巨作，越是会让远方的“顾彬”们愤然炮轰。这其实是已经被半个多世纪所证实的现实。不信？那好，让我们继续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