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滨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提到两种人:喜欢淘汰别人的人和歌颂淘汰别人的人。前一种人平生只有一个大愿，就是世上只留他自己，但要有一个美女和一个卖大饼的(最好也是女的)。现在还有这样的人，他们连卖大饼的都不想要了，比如据《信息时报》昨天报道，“新客家人多赞同设入广州门槛”，因为卖大饼的太多了

　　，又都是外地人，素质太低，搞出许多社会治安问题来。于是后一种人(往往是学者)出来说，经过他们的研究调查，确确实实有多少多少案件是“外地的”、“低素质的”人跑到我们的城里闹出来的，于是在全副武装的城管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建议抬高进城卖大饼的门槛。

　　当初我们的父辈都在老家种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时，大家都流过血、出过力。为了保障城里的工业建设，我们的父辈，加上我们自己，又付出了多年的汗水、收获，甚至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城里发展好了，我们回到父辈曾经出力包围并夺取的城市，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被定义为“外地人”。遭人白眼也没什么，谋不上高楼大厦和城市身份，租住仅供遮风避雨的小屋，卖一些城里人想吃但又懒得做的大饼还不行吗？有人说，不行，因为我们“素质低”。

　　这是试图把我们“定义”出去，从而达到“淘汰”的目的。当我们被定义为“外地人”时，我们就不再是完整的“人”，因为必然有“本地人”存在，但却享受不同的(往往是较多的)权利；当我们被定义为“低素质的人”时，我们也不再是完整的“人”，因为必然有“高素质的人”，理所当然地享受比我们多的利益。更有甚者，这种定义不仅是“属人的”，而且是“属地的”。一旦我们被定义了，不仅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且在地域上被门槛拦截。我们不要批评他们“反外地人”、“反低素质的人”，而是要批评他们“反中国人”、“反人本身”，否则，我们就无意中把自己“定义”出去。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必须作出它的贡献，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轻易“定义”别人，也不能容忍轻易被人“定义”，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把某些人“定义”出去是必要的？比如邱兴华，我们犹疑于要不要给他做鉴定，就是吃不准要不要把他“定义”为精神病，实际上就是要不要执行死刑。人们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心态:希望通过处决邱兴华来实现某种正义；也有一个没能明说的共识:精神病是不能或者至少是不宜被处以死刑的。处决邱兴华能否实现正义，这涉及死刑存废的争议，我们暂且搁置这个争议。真正的缺憾在于，我们始终没能论说清楚:为什么精神病不能处死？

　　正像有人质疑的那样:“疯狗能杀，疯人为什么不能杀？”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许多人就不再为邱兴华被送进

　　如果古法不处死九十以上者是出于恤老，那么今法不处死疯子就不单是出于人道，还因为处死疯子不能达到刑罚的目的:报应和预防。再设想一只老虎吃了一个孩子，如果有人尤其是孩子亲人在场，那杀死老虎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处在愤怒的激情之中，但国家施用刑罚却不能受制于不经反省的激情。如果10天之后有人要求处死那只老虎，你作为公园的管理者，会怎样回答请求者呢？对于这个问题，相信会有许多睿智的回答。

　　(作者系社科院法学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