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练洪洋

　　最近，一位朋友从老家来，酒过三巡，说起家乡官事，不禁长吁短叹，连连摇头。

　　过去，家乡由本地人当一把手，存在着“领导要想富，搞工程修大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通病，因为是同乡同宗，同声同气(说同一种方言)，知根知底，一把手的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大家的眼睛。他在某某地方又建了一座小楼、他的某亲戚又提拔了……等消息不断传出，于是，背后议论者有之，骂他祖宗三代者有之，希望他早日下台或者调走。

　　后来，他果然被异地交流，外地为官去了，可是，大家开心不了多久，发现原是“送走了妖魔请来鬼怪”，异地交流而来的官员一个人到任，吃住都在宾馆里，比本地官员心更狠、手更辣，收起钱来更加无所顾忌，不怕议论，不怕骂娘(反正他也听不懂本地方言)。他的招数卖官鬻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沙”。单位能多挤干部的就多提、多挤，按位定价，毫厘不爽；再不能挤的，就以挪位作要挟，迫使原任的科局领导向他进贡，破财消灾。于是，当地流行“不进则退”的成语新解——不进贡就要退位。

　　闻之，唏嘘，复哀民生之多艰。地方主要官员异地交流政策，实行回避制，主旨是防止本地官员走不出同乡、同学、亲朋等人情圈子，拉帮结派，裙带关系，搞腐败，可是异地交流又怎么样呢？外来的干部是没有什么小圈子，但同时也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怕民众骂娘，搜刮几年，捞个盆满钵满，花点钱买通关节，功成身退，比本地官员更黑。

　　这让笔者想起了钱钟书的“重婚定律”。他在《围城》一书中提到“三闾大学”为防患未然，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训育导师。钱钟书借主人公辛楣的口调侃道：“哈哈，假使不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学生有师生恋爱的危险，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

　　钱先生洞察能力以及先见之明令人折服，如果教师缺乏师德和自律，已婚与未婚又有什么区别呢？甚至已婚比未婚的更可怕。“重婚定律”之所以存在，问题就在于该项政策的制定者一叶障目，不见

　　“一把手负责制”是一种。“一把手负责制”不知从什么时候、何种行业开始，但遍地开花之后，国企、学校、事业单位等等，都基本抛弃了集体领导，再大的单位也是一个人说了算。“一把手负责制”最初的设想当然是良好的，那就是为了降低体制的内耗，让能人有一个放开手脚，施展本领的空间，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而提高效率，促进事业发展，可是在分权不足、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一把手负责制”的良好愿望落了空，在实施过程中严重走形，最后的结果是：许多单位财权、人事权、决策权、执行权等集归一人手中，“一把手”俨然成了“大老爷”、“土皇帝”，在单位里大搞“家天下”、“一言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果不但毁掉事业，也毁掉了许多“改革能人”，徒增民怨。

　　“招考

　　“问责制”正蜕变。“问责制”是体现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举措，改变过往领导干部权力与责任的“剪刀差”，是政治文明与民主的体现。可一旦真正试行，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常规化的监督制度，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发生责任事故之后，地方官员不惜一切代价去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逃避责任，实在隐瞒不住时就少报以减轻责任。君不见许多地区发生事故之后，当地官员善后工作远没有防记者那么积极。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公共政策之所以在施行中走样，在于政策的制定者或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前瞻不足；或是过于信任道德的力量，迷信教化的功用，把一定的道德基准作为政策的必要条件；或不愿意触及集团利益，只是为了向公众交待而走过场，从而使得政策本身过于粗疏、简陋，轻易就让人钻了空子，把政策钻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制定公共政策，就像设计一项游戏，必须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充分的估计，并作最坏的打算，在此基础上再设计出严密的游戏规则，方能行之有效，行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