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半岛晨报》消息说，大连一硕士为对养父母尽孝回家乡中学当保安。这位“硕士保安”告诉记者：“养父母的恩情大于亲生父母，我只想平平淡淡地为养母尽孝心。

　　我钦佩“硕士保安”的孝德，但不得不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对之提出质疑：一是既然“曾经拥有很好的职业”，为什么要回来做“保安”？这个事实命题的隐语是不是“职业理想和践行孝道”成了“鱼与熊掌”？二是“践行孝道”的本意究竟是要让尊者生活得更好

，还是完成形式主义的厮守相伴？失去了更好的工作，社会角色陡然转身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落差，必然事实地施加给尊者心理重压，这真是“更好的孝道”？三是“孝德”是一个私德概念还是应该包容公德的范畴？一个硕士毕业生，就我们眼下的社会而言，自然意味着曾分享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那么，对养父母是尽孝了，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呢？……

　　“道德”是精神的产物，但是失去了经济学的考量就很可能异化成一种义正辞严又漏洞百出的大棒、貌似正义又暴力十足的暗器。无论孝道或者其他道德准则，它们都是利益的抽象和升华，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设若一种道德既不能保障长远利益，又不能保障眼前利益，那它就只有纸上谈兵的意义，终归是阿斗——扶也扶不起的。

　　“孝德”也是有成本收益率的，这个说法并不会让道德蒙羞，相反，唯其如此，才能让长期被我们架空的道德真正地心甘情愿地着陆。放弃职业回乡侍奉父母的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未必很大(因为要考虑到父母的心理承受、生存质量等损益项目)，结果是无论个案如何催人泪下，估计其真正被践行的几率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声嘶力竭地宣扬了那么多道德话语，结果应者寥寥的根源。因为，不可复制的、非普适性的道德选择再美丽，也不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价值中流。反过来思量一下，假设“硕士保安”真成了孝道的惯性选择，这真是社会之福、家庭之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