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剧往往聚焦于危机四伏的北、南宋和明清末年；而到本世纪初，影响最大的历史正剧是康雍乾三代；再到这两年，历史正剧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那些毫无疑问的辉煌时代，汉武、贞观、成吉思汗一一出炉。

　　除了徐克无比热爱明朝那样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几乎将自己所有古装戏都放在明末乱世之外，印

　　象中在荧屏上较少见到明朝故事。它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极致的体现，内涵着裂变的因子。《大明王朝1566》正是把握到了这样一重历史的微妙之处，以比较巧妙的手法在维护主流历史正剧模式的前提下呈现出一种“帝国的惆怅”，即制度的根本弊端。

　　近几年，辉煌过后的历史正剧面临着一种结构性困境，由于封建社会的“人治”特性，再加上种种条件所限，作为对以政治生活为主的正统历史的表述，历史正剧总要将焦点放在帝王将相身上，而这样就极易掉入“救世主崇拜”、“青天情结”这些与现代社会观念相左的陷阱中，而一旦创作者试图放到更人性化的角度，又总是只能用情感纠葛这种私人生活元素来进行平衡，其结果往往遭到“风流戏说”的质疑。阿城在谈及《贞观之治》的编剧思路时曾表示，希望改变流行的清朝帝王戏模式，也就是那种肉麻的奴性心态，他也确实做出了努力，但是对于唐太宗这样一个构筑了封建王朝空前盛世的帝王来说，实质上是无法完全摆脱为明君颂的基调。《大明王朝1566》选择了嘉靖这样一位不太成功的皇帝和一段问题丛生的历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历史正剧在主流话语与精英批评之间的为难。

　　过去历史正剧最受诟病之处在于总是从帝王的视点出发，以至于官员也几乎一味地被表现为肝脑涂地的忠臣。明朝时期官员对于政治生活的作用远远大于高度集权的清朝，而嘉靖又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不上朝皇帝，所以官员扮演的角色就大大加重，《大明王朝1566》将很大戏份放在对不同级别官员的人物群像刻画上，不仅在君臣之间、也在臣与臣之间建立起了更有张力的关系。嘉靖的暗中操纵乾坤与总是暧昧不明的态度，朝廷几大势力集团的权势争夺，将传统官场政治表现得入木三分。部分官员在为民请愿的政治理想与复杂斗争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挣扎，正反映出文人参政的悲剧性。让皇帝的权威性减弱，让有抱负者也屈从于勾心斗角的矛盾，不但将讨好电视观众的办公室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触及了个体无能为力的制度痼疾。故事终结于新帝登基、赦免海瑞，为这部波谲云诡的历史剧加上了一个强力改政意志激情燃烧的尾巴。

　　对秩序的维护，对权威的肯定，对忠臣的赞扬，以君臣为主要人物架构，以权力斗争、惩治贪官、改革弊政、保卫边疆为主要内容，这一切完全符合主流历史正剧的基本样式。特别是虚构了“改稻为桑”这一事件，令其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让“倒严”问题成为全剧核心冲突，无疑显得极其意味深长。有人认为它不是一部历史剧，而应该算作政治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大制作历史正剧的风格样式与传播平台的特点令其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着暧昧的联系。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剧往往聚焦于危机四伏的北、南宋和明清末年；而到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历史正剧是依然阴云密布但还算强大的康雍乾三代，一段备受争议的盛世；再到这两年，历史正剧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那些毫无疑问的辉煌时代，汉武、贞观、成吉思汗一一出炉；如今这部《大明王朝1566》推出来，就显得相当得一言难尽。它对政治问题的历史想象并没有终结于一个圆满的解决，所以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按照编剧的想法，将这段历史继续拍到18年隆庆大改革，会不会令因为嘉靖昏庸而显影的复杂政治又让位于为圣主唱赞歌的旧思维中？还是将“帝国的惆怅”一挖到底？

　　□麒麒(北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