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子

　　2月5日《重庆晚报》载，去年11月，生活窘迫的湖南籍诗人黄辉，通过媒体宣称想被富婆包养，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该言论一经公开，网络上立刻骂声一片，黄辉更是被大众冠以了“伪诗人”、“文化贱客”、“流氓作家”等骂名。而近日，曾发表长篇小说《商海迷情》的重庆知名女作家、富婆红艳

　　，却在其博客中主动表示，愿意包养黄辉一年，“包养事件”再次升级。对此，网络上看法不一，甚至有激进的网友认为，“包养事件对诗歌的意义远胜于赵丽华的诗”。

　　十来年前，笔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厂里的一位热爱文学的同事就不时地将自己写的所谓“诗”拿给我看。为什么拿给我看呢？因为他知道我也喜欢文学。虽然他的“诗”不堪卒读，但出于对他四十多岁的年龄的尊重，同时也不忍心打碎他的“文学梦”——他自我感觉很良好，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使人疑心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也不过如此，我只有对他的“创作”保持沉默，甚至还夸他两句，或者说“如果如何如何改一下就更好了”之类的违心话。后来，为了解中国当代文坛的现状，也翻阅了不少当代所谓“作家”、“诗人”的作品，于是忽发奇想，觉得如果那位工人朋友会钻营或会包装自己的话，说不定也能弄上一顶“作家”或“诗人”的桂冠戴戴。

　　笔者尤其觉得可笑的是，中国的作家居然还有什么“作家证”。在笔者看来，作家也好，诗人也好，只有在创作的时候才是作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就是他作为作家或诗人而存在的最真实的证明，而在其他的时候，他们实在和普通人并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就算拥有一屋子的“作家证”，也不能证明你就是个作家或者是个优秀的作家。可现在倒好，有证的没证的作家、诗人满天飞，随便那棵树上掉下一

　　所谓重庆知名女作家红艳的作品我没读过，不过，湖南“诗人”黄辉的诗倒看过两三句。在笔者看来，他的诗歌语言是一种“意义磨损”的语言，虽然似乎很抢眼，实际上却空洞无物，如同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虽然花花绿绿，却没什么用，至多不过用来做拖布。虽然网上将他双手捧着“作家证”就像捧着个什么宝物的照片公布了出来，笔者也承认他并非冒牌的“作家”，但就象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很多所谓的文学博士、文学教授甚至文学博导其实在文学方面是个“门外汉”一样，笔者也实在看不出捧着“作家证”一脸得色的黄辉的诗比我十来年前遇到的工人朋友高明到哪里去。从红艳对黄辉“才气”的欣赏看来，红艳头上的那个“知名女作家”的光环只怕也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里有副对联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智哉斯言！智哉斯言！

　　鲁迅先生在《死》一文里为自己立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可见，鲁迅先生深知空头文学家之无用甚至有害。虽然西哲说，“不能因为大狗叫得好，就不许小狗汪汪”，但前提是，你必须是只狗，而且是只能发出声音的狗。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需要一定的天赋和坚韧的毅力，不是什么人都能鼓捣的——如果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倒不如干点别的什么事。爱好文学并非什么坏事儿，但未必一定要做什么诗人或作家，甚至自认为自己是什么诗人或作家，或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就是“创作”，更不应该扛着个“作家”或“诗人”的劳什子头衔出来吓人。“诗人”黄辉或许很有才气，或许自认为很有才气，可有手有脚的，为了文学居然弄到要人来“包养”的程度，甚至公然宣称自己“有丰富的性经验”，愿意为对方提供性方面的服务，虽然这并不违法，且是你情我愿于人无损的事儿，却不能不说是近乎无耻了。

　　寻求“包养”也好，自愿“认养”也好，爱怎么折腾由他去！大家千万别把他们头上的“作家”、“诗人”头衔当回事儿。鲁迅认为，人生在世，“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天赋或潜质，并奈得住寂寞且愿意为文学而“受难”的穷苦作家或诗人，笔者奉劝他们千万别将文学当职业——如果光凭文学糊不了口的话，倒不如同时去做点别的事，因为只有在保存生命与延续生命的基础上才有生命的发展；只有作家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确保人格与灵魂的独立——这是任何伟大作品诞生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