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小枫

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辍

　　前不久逛旧书店，捡回一本上个世纪50年代的高中教材。

　　并非我国的高中教材，而是翻译过来的苏联中学第五六年级（可能相当于我们的高中）课本《古代世界史》（柯瓦辽夫著、联邦教育部审定、何东辉译），翻译过来可能是用作我们的教学参考书罢，不然何以由人民教育社（1955年）出版？一版印数1.7万册——那是1950年代呵！如今，我国人口翻了倍，这类书的印数起码下降了三分之二！

　　仅仅190页（配有好些耐看的单线条插图），概述了从原始人到古代埃及、波斯、印度、中国再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历史，简明扼要，选取的叙述关节非常精当，绝不比如今我们的世界古代史教本差——尤其吸引我的是：全书重点在古希腊－罗马（占120页）。当时的中学生要学习相当的古代文明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今的大学文科学生也未必了解，难免让人感叹：中学教育的确今不如昔！

　　由此我想到，咱们中国人了解西方古典文明的历程。

　　我们学界迄今尚未有直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能力（即直接阅读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献，而古典语文这一关我们就还没过，月前一位日本教授还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中国的大学迄今没有古典学系”），都是通过“二渠道”来研究古代的西方（而且从业人员极少）。最初借道日本，民国时期则凭靠英、法学界的古典学研究，到了1950年代，便转而通过俄国这个“二渠道”。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确切地说，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交恶以后，俄国这个我们了解古典西方的“二渠道”就逐渐关闭了，以至于不少俄文相当好的学人一下子感到没事可做，可惜一身俄文好功夫。

　　俄国的古典学研究其实不亚于西方国家。英、德、法、意的古典学在19世纪才见规模，俄国的古典学同样在那个时期已然形成体统：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藏有柏拉图全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两位俄国大思想家索洛维耶夫和梅烈日柯夫斯基都是“历史语文学系”（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факультет，相当于德国的“古典语文学系”或美国如今的“古典学系”）出身——索洛维耶夫还和弟弟米哈伊尔（1862－1903）一起重译柏拉图作品，1899年出版了第一部，索氏亲自翻译了其中4篇，并写出部分对话的提要（可惜英年早逝）。据说，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中学还普遍开设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课，斯大林新政以后被才取消。尽管如此，“天不丧斯文”，俄国仍然有很好的古典学者，他们以各种形式（比如教科书形式）传承古典研究的余绪。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的洛谢夫（А．Ф．Лосев，1893－1988）看起来是个所谓“美学史家”，其实是个古典学家，换言之，他以研究古希腊美学和古希腊神话学的方式传承古典学（参见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三联版2001，页250－254），看一下他的8卷本《古希腊－罗马美学史》（1963－1994年）各卷的书目就可以知道，哪里是什么美学史，明明是古希腊思想史：———1.早期经典作品（1963年）；2.智术师派、苏格拉底、柏拉图（1969年）；3.重要的经典作品（1974年）；4.亚里士多德和晚期经典作品（1975年）；5.希腊化早期（1979年）；6.希腊化晚期（1980年）；7.最后几个世纪（上下，1988年）；8.千年发展的结论（上下，1992－1994年）。

　　在我们的印象中，俄国文化似乎离西方的古典传统很远，两者有什么关系？我们至今还不太搞得清楚，从古典希腊到拜占庭帝国再到俄国有着一条文明的传承路线。在漫长的中古时期，保存、传扬古典希腊文明的主要是拜占庭帝国。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人突然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然后瓜分拜占庭帝国——随后，西方人不断从君士坦丁拿走（或盗窃）文物……俄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于18世纪，由于俄语与古希腊语有历史的直接亲缘，在文明路线上承接拜占庭传统，当是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俄国学人头脑中天生的谟涅摩绪涅（近年来，俄国政府出钱，不时在希腊的罗得岛举办国际性学术活动，谈所谓“公共话题”，想必不会是随便乱花钱）。

　　关注俄国学界的西方古典研究（尤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对于我们承接晚清以来的大问题“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学术意义当不亚于关注西方的古典学——1980年代末期，我在坊间购得一本《古希腊戏剧史》，这本清晰的小书便是著名俄国古典学者、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教授拉齐克的名著《古希腊文学史》中的戏剧部分（俞久洪、臧传真译，南开大学，1989）。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翻译界从俄国译介了不少好东西（比如雅尔荷的《阿里斯托芬评传》，作家出版社1958），余绪延续到1980年代——比如张竹明老先生主持编译的《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选译的基本上是俄国古典学者的研究。到了1990年代，要为俄国古典学者的著作的中译找到出版商就很难了（董友教授翻译了阿斯穆斯长达60万字的《西方哲学史》，十多年前笔者曾多方设法帮忙出版，最终未果）。

　　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缀，从1950年代出版的希罗多德《历史》（北京商务版1959，可惜当初出版社谢绝他翻译注释部分）到19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等大家的古典名著，贡献卓著，却不像善为别人作序的老辈学人那样为后学所知，如今虽年近90，据说还在翻译西塞罗书简——埋头苦干的老人家，了不起！

　　《古代罗马史》和《古代东方史》都是王以铸先生在1950年代完成并出版的大部头译著，作者也都是俄国古典学的佼佼者（前者原为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学系的讲义，后者则似乎与19世纪末期的俄国古典学大师图拉耶夫有关系）。如今填补西方古典学这个大空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译著，却没法找到……幸而王老健在，赶紧重印。

　　苏联的古典学者当时写书难免不少政治正确的“时代套话”（其实如今西方的论著何尝没有），善读书的人都晓得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自己当年读敦尼克主编的多卷本《古代辩证法史》（齐云山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就是这么读过来的。（录入：陈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