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顾顺章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顾顺章突然叛变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
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为“化广奇”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这一次，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的逮捕。
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
顾顺章在中共时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了两点：首先，背叛的念头早就形成，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
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截获情报，周恩来沉着应对
与此同时，钱壮飞正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里，大脑飞速运转。那天夜里，他接连收到了六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里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副本，他偷偷将电报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被已经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但他非常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赴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然而，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相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
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治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中央就此临时召开会议，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根据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的记载，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素来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人就回来报告。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追上前揪住他不放。顾顺章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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