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公众传播

　　文/吴国盛

图：吴国盛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在“科学革命”和“技术理性”两大专题上卓有建树。著有《科学的历程》、《自然的退隐》、《时间的观念》等。

　　科学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科学界内部的传播，其次是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第三是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我们通常讲的科学传播指的是科学传播的第三个层面，即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这是狭义的科学传播。

　　过去我们在讲科学普及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即科学知识及其创造者高高在上，是科学知识权力的掌握者，科学普及只是一个知识的单向流动过程，即从科学知识的创造者那里流布到无知无识的大众那里。我们的科普作家，总是对科学一味持景仰和赞颂的态度，认为科学家都是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人物，科学总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总是正面的，而忽视了科学的负面影响，忽视了科学家的普通人性。

　　用传播的观念来看待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就会发现这种单向的“知识扩散”是有缺陷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现代科学知识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由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的知识，因而就科学向公众传播而言，存在着一个“知识下行”的通俗化过程。就这个“知识下行”而言，科学传播需要借助传播学已经建立的结构功能方法，分析不同受众的接受意向和接受能力，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要研究如何有效传播，如何提高公众的现代科学素养。但是，这个“知识下行”的过程不能理解成科学家向公众居高临下的施舍，相反，应该理解成科学家的义务。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认识到公众向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公众向科学的传播可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高、精、尖的现代科学而言，公众可以参与对现代科学社会效果的评估，从而在科学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方面起一定的制约作用。美国已经把“理解个人和社会视野中的科学”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家科学教育标准》，要让全体国民意识到：“技术的变革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社会的需求、态度和价值观念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这一工作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日益重要起来。

　　第二部分，是公众直接参与科学知识的建构。当然，这样的知识不大可能是现代高深的数理科学知识，也不大可能是只在现代的实验室里才会产生的实验科学知识。许多民间科学爱好者之所以被讥为“想骑着自行车上月球”，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现代科学的训练却希望解决现代科学的难题。但是在现代科学之外，确实存在着另外的科学形态，是公众可以直接参与的。比如对身边的动植物进行采集、记录和分类的博物学等，是能够成为公众直接参与建构的科学知识。

　　不仅是博物学，一切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直接相关地方性知识，都是公众可以直接参与建构的，是公众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近二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性知识遭到了空前的忽视，而实际上，在消除广大农村地区的贫穷和落后方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地方性知识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

　　科学传播，既要坚持“科学向公众的传播”，又要强调“公众向科学的传播”。

　　在公众科学传播即狭义的科学传播领域，媒体作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桥梁，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过去的科学普及重视了科普创作、科技场馆和农村技术的推广，但没有考虑到传媒的作用。无论从有效传播的角度看，还是从促进互动的角度看，媒体都是中心和枢纽。

　　如何有效传播公众科学？首先要有市场意识。市场意识不简单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考虑，而首先是受众意识、读者意识。对国家来说，要转变由政府包办科普的传统思路，即转向社会办科普、科普产业化、科普娱乐化的思路。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可以有效地促进现代科学向公众的传播。

　　在促进互动方面，媒体也应该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媒体为中枢，一方是公众和市场，另一方是学界。就公众方面而言，媒体一方面要有市场意识，因为市场代表着民意，市场调节本身可以看成是公众在间接地制约媒体，另一方面要有更多公众的声音。目前在网络媒体上，公民对现代科学发展的社会效果的评价有比较多的表达机会，而在传统媒体上则机会不多。

　　科学传播将极大地改变传统的科普观念，极大地扩展科普的活动空间。科学普及不再单纯是一个颂扬科学的活动，更是一个如何理解科学的活动。理解不是单向的接受，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来体验。科学传播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化建设活动，不光是让受众具备现代科学的知识，而且具备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因此，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