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与以人为本

　　撰文/温儒敏

图：温儒敏

　　温儒敏，籍贯广东紫金，文学博士，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现在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是有了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是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的自觉。我理解这除了求真务实、协调好经济起飞中的各种矛盾，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略。

　　现在经济上去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人们仍然有许多抱怨，多集中在人文精神失落、价值标准混乱、道德滑坡等方面，其实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以人为本”这个观念被我们淡漠太久了。看来是要补课，上上下下都来培育“以人为本”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如果回顾一下近百年来发生在我国的关于科学与人生的许多争论，会发现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不少智慧的资源。比如鲁迅，他是文学家，同时又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就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对“科学的发展观”也有超前的提示，不妨温习一下，从中也许能得到新的启示。

　　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接触到西方的文化，了解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也在想中国的问题。当时中国非常落后，经济上贫弱不堪，文化上精神上也几乎垮了。不少先驱者提出向西方学习，期盼能“科技救国”。也有人看出西方文明有很多弊病，认为只有东方文明最好，幻想最终还是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世界。鲁迅在诸多争论中显得比较独立。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立人”，即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鲁迅看得很远，他意识到世界科技的发展是大趋势，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中国。这个改变可能是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科技进步当然可以给世界带来好处，鲁迅说那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翼。但是鲁迅又说，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不是科技发达了，

　　鲁迅这些深刻而前卫的思想体现在他的《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等早期论文中。这些论文写于1907年，过去快100年了，读来还那么新鲜，仿佛就是针对当今而言。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就是科学的提倡必须顾及“致人性之全”。他反对在崇奉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忽略精神的解放与重建。鲁迅提醒“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因为他看到19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弃不之一省。”“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鲁迅说科学是要发展的，但要注意“致人性之全”，也就是以人为本。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鲁迅反对在崇奉科学物质文明的同时放松对人的尊重。他说到了物欲膨胀的后果问题，认为物质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会引起人的欲望的加速度的发展，如果不加注意，就容易出现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鲁迅指出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认为这是一种“通弊”，是普遍的，是时代病，或文明病。而且鲁迅意识到这种通病出来以后是难以控制的。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诚信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还有安全感问题，现在都出来了，严重了。鲁迅不幸而言中。

　　当然鲁迅并不是抵御物质文明的清教主义，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毕竟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或者说这是一种趋势。这一点，鲁迅和当时那些只盯着西方出现的弊端，盲目以为只有东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国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不过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新疫”。在五四之后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鲁迅对玄学派盲目以为“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论调固然不屑，但也显然不赞同“科学的人生观”的提法。鲁迅的思想是超前的，“不合时宜”的，他的这些提醒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有价值的是，提醒在引进发展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记“根底”在人，在人的解放和民族精神的重建。这对当今是非常有启发的。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物欲来蔽、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的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产生缺少警觉，缺少“致人性之全”的发展观。看来，如何张扬性灵，克服过分崇奉物质的弊害，如何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避免西方曾有过的所谓文明病，如何使“两个文明一起抓”真正有切实的效果，而不只是一句口号，这的确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物欲来蔽、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的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产生缺少警觉，缺少“致人性之全”的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