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两议

　　撰文/徐苹芳

图：徐苹芳

　　徐苹芳，193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系兼任教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考古学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文明与文化

　　文明与文化的涵义，自古以来便混淆不清。文明最早见于《易经·乾卦·文言》：“天下文明”，《乾卦·椽曰》亦云：“文明以止，人文也。”《易经·乾卦·文言》的年代约在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初)，所以“文明”构成一个词组，恐怕不能上溯到先秦时期。魏王弼、晋韩康伯注释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唐孔颖达疏云：“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以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意思是文明是一种管理的道理和方法，是用以教人的，即所谓“文德之教”。文明是对人的行为的道德约束，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文化在古代是指“文治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很清楚地说明古人把文明和文化都视为一种统治管理的方法，先用文治教化，后用武力。文化是统治管理的过程，文明则是文治教化后的结果，这个传统的概念一直保持到今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仍有一义把“文明”解释为“文化”。文明表示有文化，有教养，是一种进步的意思。

　　近代西方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定义，却与中国传统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学科如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等，各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从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上，从诸学科的交叉关系上，加以宏观地综合，仍可以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是广义的，是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有连续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范围很广泛，而研究的重点是在精神财富方面，如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和宗教等。

　　文明的概念是狭义的，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即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社会阶段，从没有阶级到有阶级，从氏族到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关于人类文明社会起源和形成的经典著作，他所依据的是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所写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材料，论述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发展到文明时代的一般社会的发展法则，恩格斯的书是社会学的著作，是讲社会学一般法则的，不是历史著作。至于世界文明古国是如何从野蛮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那是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范畴，但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古史研究上始终起着宏观指导的作用。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便涉及了这个问题。1929年，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时便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的社会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郭沫若虽然非常睿智地看准了这个在中国古史研究上的重要课题，但当时不论在古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刚刚出现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都尚不具备研究中国文明形成的条件。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位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和苏秉琦才正式提出了在考古学界开展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课题，并通过田野考古和专题研究，证明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200年之际，中国史前诸文化在社会性质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文明社会正在形成。

　　在今年新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8月)一书中，曾概括中国文明的特点如下：①中国文明的形成是自身发展的，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两千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②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手工业主要为皇家贵族和官府服务。商业不发达，“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这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响。③中国文明社会财富的集中是藉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藉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成的。政治程序在中国文明社会中占有优势地位。④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中的血缘关系，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以来的宗法制，施行血缘政治统治。秦始皇虽然改宗法分封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施行地缘政治统治，但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中或明或暗地一直起着作用，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⑤中国没有像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只有原始的自然(天地、日月、山川等)崇拜和祖先(鬼神)崇拜，最高的神祗是“天”，皇帝以“天子”身份主宰人间，祖先崇拜高于一切，这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汉唐以后传入的各种宗教，只要不危害皇权利益，皆可容纳(但决不可能成为“国教”)，否则便可用皇权予以禁止。不清楚这个特点，便很难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诸多事情。

　　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中国文明的形成》第九章中，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根据对中国文明形成特点的新认识，将中国文明形成的方式(形态)和西方文明形成的方式之不同做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文明形成的方式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社会转进的主要方式，而西方的方式实在是个例外。因此，他提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般的社会科学上的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归纳出来的，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这些原理原则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经过考验，特别是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具有世界的普遍的通用性。张光直的这些论述十分重要，而且极具现实意义，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