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的历史与文化

　　撰文/周伟洲

图：周伟洲

　　吐谷(音yu)浑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之一。据中国史籍载，其原为居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庶出长子名，分有部众一千七百户(一说“七百家”)。公元3世纪末，吐谷浑率部从慕容部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古阴山；西晋永嘉末(公元312～313年)又经陇山，徙居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西、向南扩展，统治了今甘、青及四川西北的羌、氐等族。至吐谷浑孙叶延时(公元329～351年在位)正式建立政权，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为姓氏(隋代后还以“慕容”为姓)，亦为国号和族名。西北诸族也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以后吐蕃沿用，也称其为“阿柴虏”；南朝诸政权因其地在黄河之南，又称之为“河南”国。其最盛时，疆域东起今甘肃东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后期国都在青海湖西伏俟城(今青海共和铁卜卡古城)。

　　从叶延建立政权始，吐谷浑先后与北方的西秦、南凉、北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方的宋、齐、梁，以及隋、唐等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曾一度为隋朝所灭(609-618年)，后又为唐朝所征服(公元635年)。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国最终为兴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灭亡，其在甘青等地立国凡三百余年。此后，吐谷浑人一部分迁入内地，散居于今新疆东部、甘肃河西、宁夏、内蒙古及陕西、山西、河北北部等地；而余留在青海等地的吐谷浑各部则为吐蕃所统治，为其小邦国之一。直到宋代以后，内地吐谷浑的活动才基本上不见于史籍；而留居于青海、甘肃的吐谷浑人以后有的融入今天的藏族，有的则与今天青海的土族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像吐谷浑那样建立政权时间之长、活动地域之广，以及与国内外各民族关系之密切，还不多见。

　　原为东北鲜卑族一支的吐谷浑人，徙居西北甘青等地，与当地羌、氏、汉、匈奴(铁弗)等族长期共同生活，大致在隋代逐渐融合形成为吐谷浑族。在中国历史上，吐谷浑的文化颇具特色，其在开发、建设西北青藏高原及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均作过巨大的贡献。

　　吐谷浑人地处高寒的青藏高原，主要从事畜牧业，有马、牛、羊、驼、骡等牲畜。他们在高原的河川、湖泊周围、山谷等地，与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发展和提高了原有羌民的畜牧业生产的水平。史称北魏一次进攻吐谷浑就获其“驼、马二十余万”(《魏书?吐谷浑传)》)。最能反映吐谷浑畜牧业特点和发展水平的是养马业，史称其“多善马”，并多次向内地政权贡马和善马事。其闻名当世的善马有：青海骢、龙种、蜀马等。青海骢系用波斯草马与当地种马交配而成，“能日行千里”(《北史?吐谷浑传》)。吐谷浑还有部分人从事农业，种植大麦、粟、豆、芜菁；其农业生产工具略与内地汉族同。此外，其境内“饶铜、铁、朱砂”，采掘、冶炼金、银、铜、铁矿的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在吐谷浑建国初，吐谷浑人以游牧经济为主，有城郭而不居。到拾寅(公元452～481年在位)时，开始有了城居，并修筑或改建城邑，见于记载的有：西强城(一名马牧城，在今甘肃迭布西北)、浇河城(改筑，在今青海贵德)、洪和城(在今甘肃临潭北)、吐谷浑城(在今青海都兰境)、伏俟城、树敦城(一名赤水城，在今青海湖东南)、贺真城(在今青海茶卡盐池附近)、呜鹤城、镇念城、三角城(均在今甘肃临潭附近)等。吐谷浑还在其境内改善交通，架设桥粱，著名的“河厉”桥即为一例。《水经注》卷二引段国《沙州记》说：“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相去三丈，并大材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在清水川东也”。

　　总之，吐谷浑在青藏高原立国的三百多年间，发展了当地牧畜业，以出善马而名闻于世，使当地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得以提升，为开发、建设青藏高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吐谷浑人的风俗文化又是与其所居之青藏高原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其国内男子衣服同于内地汉族，多以幂?为冠，女子带珠贝，辫发，以多为贵；有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的收继婚俗；死者皆埋殡，属鲜卑人之旧俗；住穹庐，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吐谷浑人信仰原始巫术，崇拜、祭祀山、川、日、月和英雄祖先。到慕利延(公元436～452年在位)后期，开始从西域、天竺及南朝传入佛教，国内始有佛法。由于吐谷浑人养马业发达，多善马，故其精神生活还多与马匹有关。如他们的音乐即“马上之声”，隋唐鼓吹署中，还得留有北狄马上乐“吐谷浑”乐章(《旧唐书?音乐志》)。吐谷浑还多次向南朝进贡“舞马”，唐开元、天宝年间，盛极一时之“舞马”就源于吐谷浑。

　　吐谷浑所居之青海等地，地处中国内地与西方、漠北与南方的交通中心，系中西交通(即“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一。特别是当中国处于分裂割据时期，经青海入西域的道路就更为重要。因此，立国于青海等地的吐谷浑人，就成为中西交往的向导和中介；其所处之青海等地也就成为中西交往的要道和桥梁，史称为“河南道”，学者们又名之为“吐谷浑道”、“青海路”等。正因为如此，不仅吐谷浑本身的文化深受来自西方(中亚、南亚等地)、漠北各民族及内地汉族文化之影响；而且其对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2年以来，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吐谷浑故地今青海都兰一带发现上千座吐谷浑墓葬。从发掘部分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丝织品、金银器等文物看，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十分鲜明。

　　往来于西域与中国内地的胡商，往往以吐谷浑人作响导、中介和翻译，经河南道到内地贸易。如立国于中亚阿姆河南的嚈哒人到南朝贸易，“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梁书?滑国传》)”。而吐谷浑后期迁都伏俟城，于鄯善(今新疆若羌)置兵戍守，抽取富室、商人赋税等政策和措施，均与其加强和发挥在中西交通上的作用有关。

　　周伟洲，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出版《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主编)、《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早期党项史研究》等专著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