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似锦的“主题书法”艺术—兼评张华夏的主题书法

书法家、品牌专家张华夏先生 

    作者：姜 丽 田承顺

　　国内资深政论片制片人、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张华夏先生今年提出了“主题书法”这个创作概念，接着就气势磅礴地推出了取材于传统民俗的“十二生肖“、“宇宙四尊”、“中华四仪”、“中国龙文化”主题书法，和以国家大正方略为创作题材的“和谐文化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关键词”、“十七届三中全会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关键词”主题书法创作，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己的主题书法理念，充实了“主题书法”这个崭新的理论内涵。

　　这批主题书法作品首先在网络上集中发布，《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等国家级权威媒体都选刊了部分代表作，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华夏先生在创作主题书法的同时，还撰写了两篇关于主题书法的论文，阐述了“主题书法”的内涵、取材、基本特征和现实价值，人民网和《中华新闻报》分别予以刊发，江南书画名流、板桥书画院院长陈九怪先生也执笔撰写了一篇专论《主题书法的意义：与时俱进地贴近时代与生活--简评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张华夏先生的“主题书法艺术”》，结合华夏和他的作品系统评述了“主题书法”的积极意义、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市场影响力。新华网“百家讲坛”首篇和人民网书画频道首页同时推出。

张华夏“改革开放30年”主题书法：八荣八耻

　　华夏提出的主题书法有以下几个层面的解释：1、创作的作品是若干幅(一组)，每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2、一组作品围绕同一个中心思想进行取材，每幅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这个中心思想；3、根据不同的书写内容选择不同的创作规格，横幅、条幅、长幅或斗方，形式多样地反映一组作品的主题思想。华夏认为，艺术创作要取材于现实，服务与现实，艺术需要在现实中锤炼，现实需要艺术的贴近和升华。

张华夏“改革开放30年”主题书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九怪评论指出：纵观当今书坛，有一特别怪的现象，被称为“丑书”，众多书法家及爱好者为此“苦心专营”，以丑为美，混淆试听。完全背离了现实，脱离到了大众，把改革开放以后刚刚活跃而充满活力的书坛，引入了一个曲低和寡，圈地为牢的怪圈之中。华夏提出的把现实主题以书法方式展现于世人的“主题书法”创作，给书坛吹来一股劲风，气势磅礴、气象万千。这与我们党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相融合，这与我们的艺术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的文艺宗旨完全相吻合，这也正是张华夏的主题书法概念提出后，很快就受到高层关注以及社会各界反响的重要原因。评论强调：在我国文化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中，在国家大力倡导“和谐文化”的大决策中，他率先提出“主题书法”创作这一概念，并以实际创作践行并完善“主题书法创作”这一理论，是对中国书法界正风气、扬正气的一种高调呐喊与高贵贡献。

　　这些思考与理论结合实践的评论，有力地夯实了“主题书法”的理论基础，使“主题书法”的实施、实践具备了更大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中国书法，其实是抽象艺术。

　　“抽象(Abstract)”是外来词，“抽象”不是说要从事物中抽出一个“象”来，而是就其结果而言，它是与“具象”相对的一个概念，具有非具象、非写实、非模仿、非客观再现的主观化特征。艺术中的抽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须在具体作品中表现出来。东西方古代艺术中以线造型的艺术，就包含了抽象。音乐在从模仿自然音响走向旋律化的过程中，已在进行着抽象。这使我们容易想起《礼记•乐记》》中的话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天地之和也。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

　　由《礼记》中对乐的讴歌，我们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书法”的赞美，其理相通。西汉的扬雄说过“书者，心画也”，那是对秦汉以来篆隶草的生动概括；唐代的孙过庭接受了这个传统，说“波澜之际，已濬发于灵台，必能傍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熔铸虫篆，陶均草隶，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如果说扬雄的话强调的是书法的主观化特征的话，那么，孙过庭的话则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了书法的继承、磨练与吸收，我们对孙过庭的告诫最不能忘记的是：

　　心不厌精，手不厌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闇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

　　20世纪以来，在欧美各国，兴起的抽象主义美术思潮否定描绘具体物象，主张抽象表现形式，从自然现象中抽取富有表现特征的因素，形成极其简练概括的形象，与中国书法的抽象意味似乎暗合，但绝不可完全等同。中国书法自有其独立的艺术品格与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