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发言的成员是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曹顺庆先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宁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先生，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先生，请中央美院人文学院教授西川先生主持并点评，谢谢！

　　主持人：我们这组开始，一共有四位教授做报告，我自己先声明一点，我自己非常不适合做主持人，但是我会努力完成任务。首先请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曹顺庆先生发言。

　　曹顺庆：谢谢主席，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这个问题是跨文明研究，这些年仍然在争议中。今天恰好是文明研究非常好的时机，我谈三点。

　　第一点，比较文学提出跨文明研究在四年前，这个跨文明研究为什么提出来？因为我们比较文学经历三阶段以后，在第三阶段的跨文明研究是推动我们中外文化与文明进一步交融的非常关键性的一段，中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今天重点不讲这个，我讲这样一点，就是跨文明是当前全世界的学术主潮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大家都谈到今天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亨廷论喊出来的文明冲突，他是为了强调维持西方文明的霸权地位，是讲他的同一性。第二个大的影响人物是称之为后现代大家的赛义德，他是讲西方和东方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这几年新儒学为什么特别受到关注？就是一个文明对话的问题，大家现在关注的很多核心问题是跨文明的，不同文明的冲突、融会、冲突，我们中国怎么样和平崛起？我们提出了和谐观念，这个和谐观念到底怎么样进行我们还缺乏深入研究，这就是一种跨文明问题，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怎么样进行跨文明研究，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会议需要探讨的，大家都承认有文明冲突，都承认要和而不同，要和谐，怎么样和谐？怎么样解决这个文明冲突？我觉得我们要分清几点，第一点，亨廷论讲文明冲突，他讲冲突是为了他所谓的拨乱反正，为什么拨乱反正？就是说这种文明冲突会威胁到西方文明，因此要激起西方的学者，要不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大家回到西方文明，这是整个美国文化的战略，也包括西方一些国家。打

　　主持人：下面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宁先生发言！

　　王宁：谢谢大家，我本来这个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只讲最后一个部分，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年来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中国的学术话语在国际上有多少人知道呢？最近英国出了一个百科全书，那里面有400多个条目，我们其中撰写了三个条目，我们在目前强势语言的条件之下只能借助于他们的话语，我提出一个看法，叫全球到本土，或者本土到全球，儒学本身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如何让儒学走向世界？外国人认为当今的新儒学，它已经摒弃了一些积极进取的问题，儒学的知识分子并不在国家的体制内谋求所谓的官职，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通过他们敏感性，社会的责任性来参与到他们的政治上面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儒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跟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相吻合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全球化带来一个后果，使得世界上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当然全球化也使得许多语言要么就是完全消亡了，要么就是变得日益弱化，全球化实际上对全球的语言体系进行重新构图，对全球的文化版图进行重新绘制，这样一个绘制当中中国处于什么样情况呢？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声音是排名在50名之后，我这里就奇怪了，边缘化状态既体现在政策上，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上和文化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文化来考察全球化现象，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上的一个时代后果，后现代性也和它的先驱者和现代性一样，在进入中国文化土壤中必然和中国文化相碰撞，这就是文化上的全球上的变化。我们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一定对策，随着

　　主持人：下面请

　　尚会鹏：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强盛，提出了中国文明的话语权和文明的对话新问题，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中国经验的提升问题，但是中国经验的提升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情的层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预言的层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的层次。我们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所用的许多范式都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层次的提升，我觉得我们最终会沦为一种自我吹嘘和自我陶醉。

　　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讲，从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经验提升，我正在做的工作以及我思考的一些想法，我想讲两点，供学界和学人们关注的两点。第一点，我想请诸位研究者关注日本文明学派经验，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跟大约日本60年代崛起的情况类似，当时由于日本学者他们提出来如何跟西方共同的平台上对话问题，他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我们通过日本文明学派，他有很多代表人物，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我想有两件工作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第一点，很多学者花了很大力量界定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主要的观点我先简单的介绍，就是说他们认为文明是社会造物和精神造物的复合体，而文化是创造文明和文明行为背后原理的复合体，当然这是一个有名的学者讲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界定。这就是说把文明看成是造物的复合体，而文化是背后的原理，简单的比喻就是说文明类似于我们一个建筑物，文化类似于建筑物的图纸，文明相当于我们的表现形，比如我们个体的人，哪个张三李四，而文化类似于对这个表现形式起作用的生物基因，就是说身体可以死亡，建筑物可以倒塌，但是它背后的原理不会变化，或者不太容易变化，这是他们基本的一个观点。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把文明的传播，说文明是可以传播的，是可以发展的，是可以衰落的，也可以评价先进与落后的，而文化却不是这回事情。

　　第二点，他们做了一个工作，他们在基本人际状态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就是现有的西方文明走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他是在个人这样的基本状态之下获得的文明成果，而日本他们认为他们走的路是跟西方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个人这个路子。以往我们个人和个人相对应的就是群体和集体，个人主义和群体注意，他们认为不行，这种有范式问题，东方不是没有人，有人，而是个人，他们学者提出是一种间人，兼任和个人是两种基本生存状态，间人也是人，个人也是人，但是个人强调的是个，独立，自由，民主等等，而间人强调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他提出这个概念，我想这个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第二点，我们应该关注在理论方面的积累，有一位学者他的理论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我简单的概括，他是对中国经验的提升，有这么一个特点，中国人、中国文化对人的界定，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第二，他是心理与社会均衡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第三，他提出了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这个概念，由此把中国以及日本，还有现在的西方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他们的基本人际状态，他们的文化各个方面，这方面内容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上介绍了这个人的理论。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主持人：下面请董天策先生来做他的报告。

　　董天策：谢谢主席，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天的盛会，我们从新闻传播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关于传播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两个焦点性的问题，一个是传媒产业，或者说传媒经济学的问题成为经营管理的问题，再一个，传媒技术变迁的问题，前面也有嘉宾谈到了互联网对报业的影响等等，都是在这个大的问题里面。

　　当然这两个问题都是涉及到整个社会转型，整个我们的传媒体制改革，也涉及到技术变迁的这样子重大的课题，是非常值得研究。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不管是传媒也好，传播也好，都是一种文化，今天我们的论题是文明论坛，当然文明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众说纷纭，我想借此机会明确的提出一个观念，一个理念，就是说传播实践，我们的现代传播需要大力弘扬文明理念，为什么呢？因为传播活动始终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是人类的一种价值实践，所以在人文意义上我要提出这样子一种理念。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传播媒介或者我们说媒体，他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个传媒总是在社会当中运行，总是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整个社会体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传媒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从历史上来看，德国纳粹他所强调的传媒就是助纣为虐的典型，在我们当前传媒的产业化过程当中，一些传媒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已经有种种不文明的表现，比如说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注重感官刺激，渲染色情暴力等等，人们已经把这种传媒界的低俗之风和游场新闻虚假报道，互联广告列为中国传媒界的四大公害。

　　在这样子一种背景下，我们觉得中国的传播实践必须高度的重视弘扬文明理念问题，文明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他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具有不同的含义，我的导师曹教授刚才也对文明做了精彩的演讲。我这里谈的文明理念是在一个比较专门的意义上，是在人文意义上使用的。按照18世纪法国的百科学术学派这些学者的观点，文明在人文的意义上是表现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与社会方式，表现出公平合理的高级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当前的中国传播实践要弘扬文明理念，就是要把这种东西，这个文明理念深深的四处传播，让这个文明理念体现在所有的传播内容之中，让现代传媒成为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中流砥柱。弘扬文明理念不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取向，是一切全部活动的价值指南，它一方面要求抵触不健康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求媒体高雅的内容，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困难，因为我们中国的传媒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运作的，市场化的取向已经使媒体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我们当前的传媒界种种低级趣味就受到了市场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东西也许在短期内会刺激发行量，或者说收视率，收听率，但是长期来说，即使对我们传媒界本身来说也会影响到它的公信力，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文明来说它将起到不可推卸的一些负面效应。因此我们觉得弘扬文明理念需要在传媒界大力的实践。另外我觉得有两个方面要注意，一个是道德伦理要求，一个是制度设计，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我想我们传媒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不外乎三种体制，一种是正当传媒，一种是商业传媒，还有一种是公共传媒，当然在西方说的比较多的是公共广播电视。如果我们从制度上设计这个问题，我们当前中国学要从制度上探索我们的公共传媒，比如说公共广播电视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把所有的媒体都让它成为市场化、商业化的媒体。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当然制度设计目前要困难一些，比较现实的路径就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但这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它的约束力又比较弱，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可忽略，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四位报告人，我们这一组，首先我谈谈我的印象，首先是曹顺庆教授，他先谈到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谈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曹教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朴实性问题，中华文明的朴实性和差异性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而且他谈到忽略在当下的一些问题，就是忽略了亚文明。他提到的一个话题跟王宁教授有关系，其中一个话题就说到西方学者是不是屑于与中国进行对话？王宁教授的谈话也是从这儿开始的，谈到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现在这样一个位置，谈到了一个排名，排名大概是在50名之后，这是一个现状，王宁教授从全球化引导出他自己的一个话题，就是本土化，他谈到儒学给我们的启示，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种种形态上，形成了一种全球本土化之后，儒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尚会鹏教授谈的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他是谈的中国经验提升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主要谈到我们不应该停留在情感、语言、哲学等等这样的层次上，而应该从方法论入手，通过经验来提升，他援引两个经验，一个是日本60年代做的研究，他谈到间人，就是东方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提到美国一个学者讨论的基本文明状态，从这两个方面谈了将来对于中国经验提升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方法论的探讨。最后一位是董天策教授，董天策教授谈的是传媒问题，其中他认为传媒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可善可恶的这样一个中性的东西，目前中国传媒有一些问题，他认为传媒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实践，传媒为了培养他的公信力，他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道德伦理的要求，一个是制度的设计，我们今天上午的四位发言者主要的观点我想就是这样一个观点，谢谢四位教授！

　　主持人：谢谢今天上午各位学者专家的发言，也特别感谢我们各组的主持人对学者发言的不同观点、对话给予点评，我代表文明论坛向在会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今天上午我们各位学者专家的发言是对中国文明、文化、传播的一次深度的思考，我们相信这些思考将会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更多关注，今天上午的论坛就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