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一边是学术一边是爱情(图)

　　 ■人物名片

　　刘绪贻，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史专家，主编并撰写多卷本《美国史》并与人合著多种美国史研究专著，著有《中国的儒学统治》、《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等著作。

　　刘绪贻对自己的老师辈做如是回忆：陈序经很不负责，陈达讲课很枯燥，翁文灏不诚实。

　　刘绪贻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读书时的老师：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

　　1 因恋爱耽误学业

　　她觉得我现在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光谈什么爱情。结果，她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我害了相思病。

　　15岁的时候，我考入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湖北省当时有一个规定，中学毕业要全省会考，要考三年学到的东西。临近毕业的时候，毕业班的同学们自动组织了一个“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目的就是向湖北省教育厅申请，只考几门主要的功课。几所中学都选出了功课比较好的同学为代表，我被选为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的代表，我的老伴当时是湖北省女子高级中学的代表。我们俩因此认识，慢慢产生了感情。

　　因为我父亲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1935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但是没有钱去。我老伴病了没有考。没办法，我就进了南京国民党办的一个军需学校。老伴后来进了一所中学代课，她不喜欢一个国民党的军人。我当时在这所学校不管是什么都在前列，由于这个军需学校每一届的头几名都要送到德国留学，以我的表现，将来肯定没有问题。

　　当老伴表示不喜欢一个国民党的军人的时候，我在日记里把这个事情提了提，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他偷偷看了我的日记并对我说，如果你擅自离开，国民政府就要通缉你。但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周日，我偷偷离开学校，溜回了武汉。

　　后来，国民党还真下了通缉令通缉我。

　　我跑回武汉以后，找到了我的一个同学，住在他家帮他没有考取高中的弟弟补习，我也同时进行复习准备。由于清华大学每年有10名公费生，要求报名时说明是考公费，并取得前15名的成绩。结果我考取了清华的公费并同时被武汉大学录取，刘后利的弟弟也考取了高中。这时，我老伴的病也好了，到武汉来考武汉大学。发榜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排在一块，同时被武大录取，她的同学就说我们俩是天作之合。

　　1936年9月，我进入了清华大学。老伴在家是大女儿，她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弟弟妹妹。她偏于理智，我有浪漫的情绪，对感情生活方面的要求比她强烈。她觉得我现在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光谈什么爱情。

　　结果，她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我害了相思病。因为有时候距离产生美感。她越让我不接近，我越发想她。本来我的数学特别好（后来留美也是这样），因为我一天到晚包括做梦都想到她，结果化学和微积分不及格，把公费也丢了。

　　由于老伴老不回我的信，1937年的学年考试一结束，我就从北京赶回了武汉。结果她因病回老家，我没有见到她。我就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到1937年开学的时候，“七七事变”发生了，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织了一个临时大学。我也没有钱去，我希望老伴病好了来见我，就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了两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