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一边是学术一边是爱情(图)(2)

　　2 与陈达先生“别有渊源”

　　陈达先生脸色就变了，气得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照你这个说法，办这个大学就没有什么用了。

　　1938年年初，经人帮助，我在一所小学代了两个月的课，挣到了去西南联大的路费。之后，我经过越南、香港，辗转来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1938年下半年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在云南的蒙自县，理学院、工学院就设在昆明。从5月到8月，我在蒙自读了几个月的外文系。8月份，文学院、法学院搬回了昆明。到三年级的时候，我进了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可谓人才济济。

　　当时的系主任是陈达，教授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这时，我读书非常用功，以致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和老伴开始恢复通信的。她由于身体不好，没有从

武汉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重庆盐务分局找了一份工作。我读社会学系以后，成绩非常好，上费孝通先生的课考试是全班第一，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就是有一门“社会学原理”，只考了60分。为什么这样呢？主要是因为这门课的教授陈序经很不负责，当时他很忙。和我一起学“社会学原理”的同学张宗颍是张东荪的儿子，他当时非常沉迷于恋爱，很少上课。考“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张宗颍就照着我的卷子抄。由于其父亲和陈序经很熟，结果他得了80分，我只得了60分。

　　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有学问，但讲究塌实，讲究实证，不喜欢空谈。他做人也是这样，所以讲课的时候正襟危坐，按照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非常之枯燥，没有一点乐趣。所以，同学对他讲课有些意见。学期结束以后，陈达先生问大家对他讲课有什么意见，因为他名气很大，平实又很严肃，所以同学们在下面有非议，一旦他问大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发言。后来我禁不住，就给他算了一个账，说你每个星期上课三次，需要六个小时，我从宿舍走到教室需要一个小时，加上上课，需要9小时。一个学期以18个星期计算，需要160个小时，假如把你的讲义和讲课内容发给我们，我们用一天的时间看完，拿点时间读别的书不是更好吗？陈达先生脸色就变了，气得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照你这个说法，办这个大学就没有什么用了。我说，这正是我一再考虑的问题，我问过了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生气地说，恐怕比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我后来一想，其实只要他平心静气，对为什么要办大学是能说出一番道理的，只因为在气头上，所以没有正面答复。当时，同学们都为我担心得不得了，我说他是一个大学者，虽然一时很生气，但是不会放在心里。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胸襟很阔大的人，我的课程论文他给我打了95分，学年考试的时候我全班第一。后来，他指导我的学士论文给我打了95分，毕业以后他还留我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费孝通先生也很希望我跟他一起在云南搞社区研究。我老伴当时在重庆，因为家庭的关系不愿意到昆明，所以就到了重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很好、很有地位的一个朋友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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